此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和三
《20世纪》虽然已经出了好几年了，但我觉得国内学界给予的关注似乎很不够。这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入手，分析20世纪的美国霸权是怎样形成的。作者在书中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扩张和霸权转移的历史作了长时段且非常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这种把美国20世纪的霸权地位纳入历史视野来理解的著作是不多见的。作者提出，当生产力的物质扩张达到极限时，就会出现金融扩张。当竞争加剧时，对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变得日益严重，因此投资者的流动性偏好凸显，这反过来又创造了金融扩张的供给条件。他借用布罗代尔的“晚秋”形容来描述和分析这个从物质扩张到金融扩张的过程：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地方的“晚秋”也正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而几乎每次金融扩张导致的危机又促成了国家间混沌（与治理）的年代……作者把金融化的冲击称作积累状态的信号危机。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就美国而言，70年代是信号危机，终极危机还未到来，但是一定会来到。他最基本的假设是，所有这些金融扩张，到头来都是难以持续的。我预测，金融扩张最终必将导致终极危机，因为泡沫始终都是虚无缥缈的。
《斯密在北京》实际上是接着这个话题说的：一个地方的“晚秋”如何可能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过去15年里，作者转而研究东亚（包括日本、“四小龙”等）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内地最近以来的巨大变迁和这个变迁的意义。作者对这个还在发生着的变迁的解释，除了充分肯定中国对世界经济独特贡献和这个贡献背后的历史、文化、体制原因外，还特别阐述了在中国实际上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勤劳革命”的交织及其作用。
不过，在理论上，他首先以他独特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亚当・斯密。在这方面，当然他也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布罗代尔的一个重要命题即资本主义其实是反市场的！他谈亚当・斯密和我们最近开始强调的那些东西还有所不同。我们最近意识到为了更准确理解《国富论》，首先要理解《道德情操论》，也就是说国民财富的积累、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法则等等，都是建立在《道德情操论》提出的前提之上的。而阿里吉重读斯密时发现，这还不是一个要不要道德情操论的问题（虽然这无疑是斯密《国富论》的基础）。他发现，即使是撇开《道德情操论》去读《国富论》，也读不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最佳均衡，读不出无政府干预的经济是最合理的配置。在他看来，斯密“无形的手”是指国家应该在管理经济时把权力下放，并减小官僚主义的介入。关键是，斯密所提的政府行为应是亲劳方的，而非亲资方的。斯密曾明确提到他不主张劳工相互竞争以降低工资，而是应引导资本家去竞争，以降低利润。
这对我们今天理解市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解金融－经济危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过去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主要问题之一是都认为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然而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着深刻的演变。纵览世界，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而仅仅反复论证什么是资本主义却无视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是目光短浅的。
在重新解读斯密和用历史视野看资本主义的演变这两个前提下，再来看美国霸权如何走向极端，如何出现危机、衰落，全球经济政治中心如何可能从北美转向东亚，如何解释中国的奇迹，以及中国奇迹可能产生的世界性后果和影响，是这本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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