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培元先生的《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原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7期全文转载。编这篇文章时，有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前几年，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这个讨论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
另一篇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尹教授的《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9期重点转摘。此刻，我想起文中说过：“在运用外国概念理论资源进行反向格义时，不要过于偏食，而应尽量旁征博取。当然，由于个别学者的学力和境界总是有限，要每位学者在从事本来已有相当难度的比较研究时还要‘博取’，并不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事。但对一个学术群体整体而言，以旁征博取的态度从事‘反向格义’工作，起码应被视为一种集体理想。”
刘笑敢也参加了座谈，而且，纪要的第一节――“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定向’”，只是他一个人的“独唱”。所谓“两种定向”，就是中国哲学研究既要面向历史、文本，重训诂考据，追求“符合历史文献的可能允许的解释”；又要面向现实、未来，重理论分析，追求“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解释”。尽管这一观念好像也是业内的“集体无意识”，但刘笑敢二十多年来负笈海外的“切己体悟”却未必是一般人所具备的。
刘笑敢1988年赴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外插队”的时间这么长，履历这么丰富，刘笑敢能不切身感知到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国际境遇”么？如果现在就回应蒙培元先生刚才那个论断，我们无妨先读读刘笑敢的一席话：“所谓中国哲学，在哈佛等美国主要大学的哲学系没有位置。中国哲学在西方基本不属于哲学系的课程，国外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大多分布在东亚系和宗教系，所以对于国内一直争论的‘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我在美国就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感受，那就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比较特殊，将其纳入西方的学科体系有困难。”
“中国哲学合法性”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呢？读完以上这段话，我突然涌出一个想法：也许它在内地学术界是一个“伪问题”，君不见，中国哲学的博士点、硕士点早已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星罗棋布”；但它在海外（包括中国香港）则是一个“真问题”：你说“中国哲学”也是哲学，可那边的哲学系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学科的“一席之地”呢？退一步，即便我们不管问题本身的“真伪”，但它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个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息息相关的“身份”问题。
刘笑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态度，可谓“不言自明”。1988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假如说当年那部力作好比文献学的“中国哲学史”，眼下这本新著好比诠释学的“中国哲学”，刘笑敢又是否有过所谓从文献学到诠释学的“转型”呢？我觉得，从“绝对”的角度看，从刘笑敢一直坚守“两种定向”看，自然没有；不过，从“相对”的角度看，从中国哲学研究者刘笑敢在海外那么多年的“寄人篱下”看，则不能说没有。
新世纪以来，刘笑敢最为内地同行关注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可谓“反向格义”。对这个概念，我们理应从“以西释中”的角度去真切地认知，绝对不能以“民族本位”为借口去粗暴地否弃。因为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好“反向格义”，太难了！所以，前述关子尹的文章强调，“反向格义”起码应被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共同体的“集体理想”；而刘笑敢早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3辑撰文指出，“反向格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追求更高学术水准和思想境界的手段。以前有个“又红又专”的讲法，不妨说：从“反向格义”往“红”一边走，最终的结果就是主观性的“民族本位”；从“反向格义”往“专”一边走，最后的归宿就是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这个“思辨奥秘”虽是我的个人体悟，但它有助于我们接下来审视纪要的第二节――“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种角色’”。
所谓“三种角色”，指的是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刘笑敢很反感有些人将这几重角色合于一身，认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负面现象就是源于这三种角色没有分得清。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做现代学科研究者，而不是做生命导师或者民族文化承担者。搞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通常只研究“中国哲学”，极少去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者”，加上刘笑敢坦承刚出的新书也没有涉及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内部的复杂性，因而，“三种角色”颇有意味。只是两位主持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现实之中果真存在这样一个纯粹不关涉生命导师与民族文化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吗？
谈“两种定向”，刘笑敢是“独唱”；现在讨论“三种角色”，他则必须“辩护”了：
大家的问题主要是对于“三种角色”是否分得清、应不应该分清的疑问。我觉得应该把问题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对象来讲，这是一个层次；其次是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这是另一个层次；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做的不同工作，这又是一个层次。三个不同层次，也就对应三种角色：一个是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一个是中国哲学研究者个人的不同身份角色，再一个是每一个研究者写不同的文章、读不同的书、教不同的课时的特殊身份角色。
“讲”得再明白，往往也比不过“写”的清晰。老实说，以上这段话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也没有弄清楚“三个不同层次，也就对应三种角色”的确切含义。“三种角色”本是针对“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立论，我觉得，非得照辩护的思路把中国哲学研究者分出三个不同层次，那么，第一层次是作为整体的学科共同体，第二层次是作为个体的不同研究者，第三层次是作为个体研究者的不同状态。只是这样的“三个层次”跟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的“三种角色”，还是无法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尽管如此，“三种角色”是否分得清、应不应该分清依然值得深究，纪要于是有了自己的第三节――“中国哲学身份的‘分’与‘合’”。
对于“三种角色”截然分开、各行其是的做法，梁涛追问：“很多思想家，包括您在内，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只有与古人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才能有自己的思想出来。比如麦金太尔，就是在不断地与亚里士多德对话，他写过《伦理学简史》，这个应该算是客观研究了，但他也写了《追寻美德》，这应该算是民族文化，如果没有长期的客观深入研究，他也不可能有思想的创造，更谈不上复活美德伦理学了。那么从您的角度看，这个到底是算分还是算合呢？”
刘笑敢答曰：“我觉得当今的现状是基本不分的，但未来的趋向应该是分，而在分的当中应当有一种互动。”他还说：“我们需要分，分了以后各种角色就能得到深入的发展，这样的互动才是有质量的。要是不分的话，比如讲庄子，我就随便讲，你说我讲得不准确，没关系啊，我这是为21世纪的人类服务，有什么不对呢？那我就说，不对，你得先把庄子基本的思想理解深透了，再为21世纪的人类服务，这样才能提供更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你说我不分，其实还是分，是‘两种定向’的问题，也就是你到底是面向历史、文本还是面向当下、未来的问题。”
既然“两种定向”说的仍是“分”，刘笑敢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老子古今――五种校勘与析评引论》，余英时先生所赐之序为何题为《“回归历史”与“面向现实”》呢？难道人们暂时仅仅只能做到“合”，而“分”只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么？“分合之辨”同样复杂，还是先看看刘笑敢“两种身份”的说法――“两种身份就是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两者之间应该有互动”。读到这里，我有个突出的感受：生命导师不过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可以具备的“一个角色”，却不足以成为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一重身份”。荣获过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模范教学奖”的刘笑敢，为什么非得“赶走”生命导师不可呢？这个提问也有意思，但比不上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赵寻的质疑重要：
从刘先生今天的谈话中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您对于中国哲学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深感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体制之下所面临的危险，所以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但在我看来，这种过于强烈的防御性姿态同时也缩小了中国哲学的格局与气象，贬低了它所具有的可能性。当然，您可以反过来说，这样可以使它的基础更扎实。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如何摆脱在建立中国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所附带的可以被称之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消极影响，从而如其所是地来面对西方，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进而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两种身份”强调学术研究比民族文化更根本，原来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而且还是“消极”的。跟赵寻一样，梁涛也胸怀重建民族文化的抱负：“刘老师更关注的是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他强调的是不论你做民族文化还是生命导师，都不能离开基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对文本认真的研读，所以他要区分中国哲学的三种角色，而自己是要恪守现代学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者。”梁涛还指出：因为中国哲学无法将民族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包括进去，这门学科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所以，哲学之外还得需要另一个学科――国学。附带说一句，《光明日报・国学版》2009年10月12日发表的访谈录《国学是一门学科》，梁涛也是主持人之一。
尽管走学术研究之路还是走民族文化之路，不一定就是刘笑敢与梁涛、赵寻之间最大的区别，但是，着眼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角度，刘笑敢为何如此执著地要“分”而不是“合”，这才是整个纪要的要害。纪要第二节有段话，恰恰昭示了刘笑敢的良苦用心：
我之所以提倡纯学术研究为主，是因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可以和西方学术接轨的现代学术传统。这个学科一方面有两千年的传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又是全新的，90年都不到，所以我觉得先应该弄清楚这个新学科的边界是什么、主要任务是什么、主要方法是什么、主要目标是什么、评价方式是什么。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缺少共识。
只要是中国哲学的从业者，并且又期盼这门学科在新世纪里取得真正的进展，其实就得同情地理解刘笑敢这份苦心。有人喜欢搞学术研究，有人喜欢搞民族文化，有的人一个时期做学术研究，另一个时期做民族文化，难道不是常识么？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对于置身不同状态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既然“分”是常态，“两种身份”各行其是，有何不可？况且，对于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刘笑敢消极、防御性的“做法”也未必就是孤军奋战，起码我这个责任编辑，经由慎重的“分合之辨”之后，已经渐渐地揣摩到了深埋在“两种身份”背后那份复兴民族文化的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