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令作家名满天下的作品如《洛丽塔》和《苍白的火》相比，《劳拉》也许相当晦涩难读，但评论家的说法是：这也许就是这部书的长足之处――你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情节全由你自己发挥。评论界将关注重点投向作品的后现代元素：叙述者讲述与年轻女人的一桩恋情，而后者成为其所著的一部畅销作品的基础和人物原型。实际上，《劳拉的原型》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有关“构思情节的情节”。但正是拥有了这种奇特的面貌，才使这部作品变得非常有趣。
事实上，这部作品展示了作家“实验室”的内部构造，展露创造活动的每个步骤、每一次推敲和各种内在构件的营造。因此，《劳拉》尽可作为一种文献学研究的珍贵素材，对文学教学大有裨益。时下纳博科夫的文字贵若黄金，可谓咳唾成珠，这部遗作更成为绝世之珍。
通过《劳拉的原型》，我们得以窥见在文学大师头脑中，世俗女人如何化身缪斯这一奇妙过程，而与新书《劳拉》同时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另一部作品，也许更有助于理解女人存在的现实意义。12月4日，评委会以记者招待会形式宣布年度最受欢迎的小说是叶莲娜・奇若娃（Елена Чижова）的《女人时代》（Время женщин），来自彼得堡的女作家赢得50万卢布的奖金（约10万余元人民币）。这是俄罗斯布克奖十八次评奖历史中第三次颁给女作家。其他入围决选单的小说还有叶琳娜・卡吉绍诺克的《从前有一对翁妪》、罗曼・森琴的《叶尔德舍夫一家》和鲍里斯・哈扎诺夫的《昨日的永恒》等五部作品，入围者每人分得5万卢布奖金。
奇若娃自1990年开始写作。她从事过多种职业，曾在大学教书，也做过生意，近年来专事写作和翻译，她的小说《男修道院》和《女犯人》曾在2003年和2005年两度入围俄罗斯布克奖决选单。《女人时代》以童话故事的叙事手法写成，情节始于1960年代列宁格勒的一座合住单元。这里住着在工厂工作的计件工安东尼娜・别斯芭洛娃，她来自外省，受一个花花公子的诱骗诞下一女。不幸的是，女儿天生哑巴，母亲又患上绝症。为避免自己死后孩子流离失所，别斯芭洛娃苦心谋划，决定找一个男人，来一次假结婚；三个同住的“革命前”老太婆决定代为抚养女孩，教育她长大成人。小说的主要章节就贯穿在这种“教育”之中：老太婆们向哑女讲述“伟大的卫国战争”，用自己的态度和视角编排故事，以此排解对残酷时代的痛苦回忆。
“我只是借曾外祖母之口、以死于大围困的外祖母、死在1837至1938年列宁格勒的亲人们的名义说故事。”奇若娃在小说序言中阐述道。在她成长的家庭环境里，“曾外祖母和我的母亲在什么该洗、什么该买的早茶闲谈中，总会加入对战争的谈论，她们数说战争，数说失去的一切，这成了我童年的主调。它一直在折磨着我。如果我的作品能传达出她们当时内心深处的痛苦，以及她们的语气中的忧愤，我就会获得一种幸福感。”谈到如何选题时，作家说：“我总是沿着一条中心线索思考文学主题：为什么我们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无法同西方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对话？”奇若娃比喻说，我们就像“迷失在三棵松树之间，弄不清何谓善，何谓恶，这恰恰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概念。我的人物只是三个老妪，但她们最清楚善恶到底是什么，这些概念并非靠教科书、靠某部小说流传，而是依附在那些童年时代形成的记忆中，从外祖母到母亲，再从母亲传给她的子女。”谈及小说选用的标题，作家解释说：“战争的首要参加者是男人，男人纷纷战死沙场，承载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的只有女人。”
“现代读者需要真诚的文学。”叶莲娜・奇若娃接受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说。“‘女人时代’并不意味着男人本身已被写完说尽，我只是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经历多年后，无论作家和读者都将回归到对‘真诚品质’的需求，而女人，也许更有能力述说真诚，不管外界的批评、攻讦和最终结果是什么。”因此，奇若娃解释说，她的作品全然不是自传性的，创造出一个哑女形象有助于理解历史记忆这一命题。
从纳博科夫的“推陈出新”，到近年来层见迭出的“历史记忆”反思作品，新旧文学之间进行着双向选择和对话，推及以广，可见俄文化思想领域正在经历一次渐进式的重塑过程。当年，逃亡革命的纳博科夫规避了一场文化劫难，他自出机杼，以独特视角诠释俄罗斯旧文化的精髓，继而成就了其作品的世界性。现代俄罗斯文学的从业者们面对的一大命题，当是于辙乱旗靡之乱象中绳愆纠谬，寻回传统，让俄罗斯文学重归失落的全球文化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