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夫妇所译英文三卷本《红楼梦》
杨宪益先生是译坛北斗，也是跨文化传播领域功勋卓著的人。我曾有幸两次拜望他。
第一次去杨宪益先生家是2004年一个秋日的下午
那时，我正在外文局的《对外传播》（原名《对外大传播》）杂志任主编。凭直觉，我认为《青山在》与自己所办的刊物有“血缘”关系，里面的一篇篇文章仿佛是岁月中沉淀的金石，折射着一代人理想的光辉―――从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深厚友谊，到用新生活的“阳光、阴影、希望”温暖了读者的老局长段连城……只觉得这本薄薄的刊物分量很重，我在不自觉中感到一种血脉相承的力量。
那次见面，杨老很关心《青山在》的办刊情况。回到单位后，我立刻组织部门编辑对杨老进行了采访，记者周瑾借杨老的口对翻译中的“信、达、雅”进行了精辟的阐释。文章结尾处还写道：“临走时，先生让妹妹挑书橱里喜欢看的书拿走，这让笔者十分的意外，印象里文人对书的爱好超越了一切，而先生似乎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极淡。……听人说，先生将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于是，我对如何定那篇文章的标题，犹豫了很久。“真水无香”、“真名士自风流”是很多人对杨宪益先生的强烈感觉，但用此作标题距实实在在的对外传播业务探讨会有距离，于是在刊物上选用了《翻译大师―――走近杨宪益先生》的标题，网络上用了《真水无香―――记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但走近杨先生并阅读他的作品，你会真切感觉到他内心炽热的感情。
每见是非当表态，
偶遭得失莫关心。
百年恩怨须臾尽，
做个堂堂正正人。
在杨老的作品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见，而且诗如其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名士风流”拥有的不仅是放达潇洒的风貌，更有对人生信念在寂寞及坎坷中的守望。
最近一次拜望杨先生是在去年12月22日，那是杨老生日的前一天。杨先生和我们一行人一席语重心长的谈话，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对外传播事业深厚的感情。
杨宪益先生谈起他的挚友叶君健先生，说外文局要多提提叶先生的名字。杨老接着深情地说：“《卖火柴的小女孩》给我们温暖，当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看到丹麦版的《安徒生童话》，我当时就买了一套送给他，叶君健一看非常喜欢，那一时期他翻译了不少童话。”说到这里，老人笑着补充说：“不过功劳可是人家的，与我无关啊。”
继而他用惯有的轻柔的声音说：“我认为《中国文学》停刊是极大的错误。叶君健是从国外回来的，那时洪深（作者注：时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要他出本杂志，开头那几期，叶君健知道我从英国回来了，就写信给我要我翻译稿子。《中国文学》刚开始不定期，后来是季刊，又称为双月刊。刚开始模仿苏联文学，也出了法文版，又想出别的文版，结果没有像苏联那样出那么多的文版。”
我们知道，许多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是从阅读《中国文学》开始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本历经半个世纪的刊物关掉了。看到老人沉浸在对《中国文学》往事的回忆当中，我问道：“您认为这本刊物最让您欣赏的地方在哪里？”其实让一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老人回答“最”字是勉为其难的，但老人真的是有求必应。
他这样回答：“最起码我们认识了许多朋友吧！”
我认为，杨老在这里说的“认识了许多朋友”，是为了中国的外宣事业集募人才。杨先生接着说：“后来，叶君健又找了当时在上海的沙博理（1915年生于纽约，1947年只身来华，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翻译家、作家，曾任中国外文局英文版《中国文学》、《人民画报》译审），刊物在北京办，我在南京。”末了，老人还轻轻地补充说：“《熊猫丛书》也不该停掉。”
杨宪益老人所说的《熊猫丛书》，是在他1981年新任《中国文学》主编时倡议出版的，丛书以国宝熊猫为标记，将杂志上已译载过的、但还没有出过书的作品结集出版。记得我们与一些外国朋友谈对中国最初的了解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提起在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看到的《熊猫丛书》，可见此丛书的影响力之大。
……
文化感是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可以感染每一个嗅到的人。
在悼念杨宪益先生逝世的日子里，身边外语专业的小友兰兰拿来了几本书，那是她常捧读的杨老英译的《朝花夕拾》（鲁迅著），还有她从网上下载的杨老翻译的《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宝玉哭灵”，一行行对照着看下去……
在一次采访中，我曾问一位著名的文化学者：“古典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应该如何克服？”这位学者回答：“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人很难懂，不如告诉别人一个当代的鲜活中国。”乍听起来这建议有吸引力，但一细想则不然。
记得看日本诗圣松尾芭蕉的俳句“初寒雨，猿也想披，小蓑衣”，其意境之美令人扼腕。如果不是后人将三百多年前的作品翻译出来，我们中国的读者如何能领略其中的妙韵？
2009年是中国外文局成立6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深情缅怀这一甲子为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诸位前辈，特别是“译遍中国”的大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他的如椽大笔仿佛一艘西行的宝船，满载中国文化的瑰宝，乘风破浪，驶向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