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十七岁时写过一首题为《雪》的长诗，结尾是这样的：
积雪满空庭，皎皎质何洁？
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
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
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
有朋友说，戴乃迭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打个类似的比方，杨宪益先生有一个冰雪一样的灵魂。皎洁，傲岸，清清楚楚地看到人间世的满目尘埃，而能坚持一片赤子之心，历劫不改，始终保有对尘世对人生的大爱，风骨铮铮，终古不灭。
杨宪益先生辞世已经几天了。报刊网络的追悼文章纷至沓来。很多人感叹：“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这样说的自然有他的道理。有人称许杨先生的翻译成就，有人激赏杨先生的直言勇气，有人仰慕他待人接物的平和淡然、幽默风趣。也有人从学术的一面来分析，说杨先生一身兼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熏习，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一旦离去，再也不可复得。
这些追忆和评价，都不错。然而在寒冷的冬夜，不知为何，看了所有这些评论，仍然觉得心中的感慨难以平息。
杨先生走了。认识他这么多年，早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但也许是因为认识得久了，下意识里总是不能接受―――他的的确确是走了的这个事实。
十年前，我还在师大中文系读书。系里的李岫老师和我的导师钱振刚老师谈起有个博士点的科研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一书，其中想为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的翻译事业专设一个章节，梳理一下他们的翻译成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钱老师说，正好我有个研究生原来是学外语的，让她试试怎么样？不管做得来做不来，年轻人多读点书，了解一下前辈学者的成就总是好的。不行再换人好了。李岫老师答应了。
那时候我对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他们是《红楼梦》的译者。李岫老师和杨宪益先生的大妹杨敏如先生是好友，对杨先生的学术背景和主要成就还比较了解。她交代我说，杨先生翻译的书不少，又是英文版《中国文学》的资深翻译和主编，你要下功夫去查查一手的资料，不许敷衍。
我去了外文局，只看到两辑“熊猫丛书”。过去多少年的《中国文学》，还有杨先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的许多书籍，都无处可寻。万幸，师大图书馆的老馆存有大量的旧刊。英文书库的图书也不少，专门有两个架子，陈列的都是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
师大的旧刊库里，保存着自1951年创刊以来几乎所有的英文版《中国文学》，缺失的几期，后来去北图也找到了。那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上课，几乎都在图书馆里。从头看他们当年翻译的一篇又一篇作品，从最古老的《诗经》、“楚辞”，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出小说。历朝历代的主要作家作品，他们几乎都有涉猎。而且绝大多数的译文前后，都有相关的小文章，介绍这个作家的生平，这个作品的背景。这些文章，有些由他们翻译，有些就是他们自行撰写的。
我没有全看那些译文。事实上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目录和主要篇章全部翻查一遍，已经极为耗时。再加上从《翻译通讯》、《中国翻译》、《语言与翻译》、《外语与翻译》等学术刊物中翻阅查找对杨先生夫妇翻译成就的介绍与评价，任务是不小的。
翻译作为一项学术活动，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向来不高。但从一个学生的眼中看来，有这样的学术功力、这样孜孜不倦的耕耘、这样汇通中西的学术视野，他们的翻译，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作。他们的翻译，是用英文，书写了一部从远古到现代、皇皇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史。
这样的成就，令人惊叹。
当然，从林林总总的资料中，我也了解到杨先生他们的学术背景。杨先生生于天津，有旧学的根底，中学毕业后留学牛津，在那里认识了戴乃迭，后来结为夫妇，一同回到抗战期间的中国来，教书，办刊，写文章，写诗，但主要是做翻译。
我消化完资料，把杨先生他们的翻译成果梳理个大概，完成了李岫老师布置的课题。不久，李老师说，杨敏如先生看了你写的东西，又转给了杨宪益先生。他们说，你还是认真读了杨先生的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看杨先生。
当然，我当然愿意。这样传奇的人物，这样的大家，能亲聆教诲，是多好的机会。
2000年的一个冬日，我去友谊宾馆，见到了独居的杨宪益先生。当时戴乃迭先生去世不久，他精神还不太好，说话不多。对一个慕名来访的学生，他是和蔼的。虽然他听我问来问去三句话不离翻译，略微有点无奈，但态度一直很温和。喝完了杨先生待客的红茶，我起身告辞。杨先生说，谢谢你喜欢我的书，有几本书你要的话拿去吧。说完从书柜里抽出几本书来，有一个薄薄的小本《近代英国诗钞》，有一本纸张发黄的《译余偶拾》，还有一本新书，香港给他出的诗集《银翘集》。
拿回学校去细读，才发现，我对杨先生的了解，连一知半解也算不上。
《译余偶拾》，是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的考古与文化比较的论文集。《近代英国诗钞》，是他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诗集。《银翘集》，是他的个人诗集。
从这几本书开始，到后来我决定以他们的翻译事业为题，写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到后来认识了杨先生的小妹、《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先生，在杨苡先生女儿赵蘅老师家里，与她们共同为戴乃迭先生整理资料，编定她的纪念文集……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的治学与生活故事，在我面前由模糊而渐渐清晰。
杨先生是个翻译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少为人知的是，他也曾任教于重庆、贵阳、南京等地的高校，教书育人。他从牛津时期就开始热血报国，组织、领导中国学会（China Society），自费编印发行英文报刊，为祖国的抗战募捐筹款；建国前参加民主党派，为民革前身之一民联的重要领导成员，抵京后又为民革中央委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活动家。他自幼读经史，又受老友历史学家向达等人的影响，对敦煌文献投入过相当大的精力，并写出不少研究文章，是个历史学家。他从小跟私塾先生学诗，在牛津的导师又是英国当代著名诗人布伦顿（Edmund Blunden），从过去的古风、长歌，到中年之后的打油诗，一直没中断过诗歌的写作。终其一生，杨先生是个诗人。
翻译工作的特点，要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既要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又要对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都有所了解，还得有惊人的毅力与耐心。
成功的教师与社会活动家，除了必须具备相当的学养之外，还要求一定的个人魅力，要有开放的性格、热忱的情怀，不怕操劳与埋怨的心胸，方能乐在其中，胜任愉快。
历史学家，则需要对古史与今世的缜密观察、认真思索，需要冷静的头脑、理性的分析，以及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与表象背后察知历史规律性、认清社会事态本质的能力。
而一个真正的诗人，除了超人的想象力、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对人生与世界无穷无尽的热情与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浪漫气概之外，尤其不能缺乏对社会民情的随时观察和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与关怀。
而无论以哪一种身份为主，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具备独立的头脑与声音，无论是已经定论的古史，还是纷纷扰扰的时事，都要认真观察，保持批判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不臆测、不妄断、不附会、不盲从。
杨先生以过人的才学，将以上种种集于一身。他的学术成就，固然无人可与并肩；他的人格精神，更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奠定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准。
而这样一位集各种难能可贵于一身的大家，待人处事却极为平和，言笑之间从不随意臧否。学术界的种种怪事也好，社会上的许多浮躁现象也罢，他并非一无所闻，更不乏入木三分的针砭。只不过，抨击与讽刺，留在偶尔草成的打油诗里。日常生活的闲谈中，他对人对事的评价，不外乎“还过得去”、“挺好”、“没什么意思”、“好玩儿”而已。
刚认识杨先生那两年，我对他的语言风格还不太熟悉。有时会诧异，一个痴迷于传统文化、多年沉浸于古希腊文明和二战前英国文化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里的学者，钟爱《史记》与《儒林外史》，怎么会对社会现实那样淡然，一般不予置评？
从友谊宾馆，搬到西郊的五路居，再从西郊搬到什刹海边上的小金丝胡同，杨先生日复一日，独坐窗前。偶尔看看电视，更多的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几次进出医院之前，他抽烟喝酒的习惯还没有改变。多少次去看他，他都是笑眯眯地送上一杯红茶，自己一杯烈酒，一支香烟。
轻易见不到杨先生情绪激动。有过几次他激动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发表。当时我为英文版《中国妇女》做兼职编辑，偶尔也有机会参与选题会。那边的老师听说有这么一位为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英国专家的材料，很感兴趣。我征得杨先生同意，把戴乃迭先生的手稿《我有两个祖国》整理编发出来。发表的时候，已经译成中文，后来经杨苡先生改定，发表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
无论是英文的杂志，还是中文的报纸，刊出戴乃迭先生自传的时候，杨先生都是开心的。电话中告诉他消息，并且询问稿费该如何邮寄，杨先生的反应永恒地是这样：“不要稿费！都买成书吧！”
他讲，稿费没什么意思，把书和报纸杂志保存下来，才有意义。和杨苡先生聊起来，杨苡先生说，“哥哥一直是这脾气。他不要钱的。他对钱没概念。他喜欢书。”
喜欢书的杨宪益先生，一生爱买书，爱藏书，也爱往外送书。早年他在牛津的藏书跟随他回中国，历经日本人的盘查、从重庆回南京的沉船，后来所剩已经不多。但直到他独居的时候，还有几柜子的书籍。其中有早年的藏书，有朋友的赠送，还有他们自己的译作。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朋友或后学晚辈说喜欢、想要，杨先生总是一句话：“拿去，你们要用就拿去！”我所保留的他的资料，有大半是这么来的。
杨先生走了。深夜徘徊在他留下的大量书籍资料前，看那一连串熟悉的书名和人名，无限怅惘。人人说他著作等身，他等身的又岂止是著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