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读的中文书还是以译著为主。读的时间最长的是一位英国史学家的自传。这是台湾翻译出版的《趣味横生的时光》，作者是艾瑞克・霍布斯邦（大陆的译名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该书在08年出版，被台湾的中国时报评为
霍布斯鲍姆著述甚丰，大多译成中文。十年前读到他的20世纪三部曲《极端的年代》，我相信许多读者会像我一样感触颇多，看到书名就已经浮想联翩。这部20世纪三部曲（内含“大灾难的年代”、“黄金时代”和“天崩地裂”三部）与他以前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一脉相承，同样体大精深、汪洋恣肆，但是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两种意境。霍氏是英共党员，19世纪早已嵌入他的信仰图式，成为后见之明。19世纪三部曲激昂高亢，历史行进在既定的轨道上。到了20世纪，浊浪排空、天崩地坼，理论的罗盘频频失灵，信念和经验之间极其紧张，因此《极端的年代》语带沉痛怀疑，历史的去向成为一个天问。不过，我倒是喜欢这种结论，不仅如社会学家愿意说的，我们确实进入了“不确定的时代”或“风险社会”，更是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不是实现某种设计的工具，而必须去探索道路，创造未来。
《趣味横生的时光》吸引我，主要在于它是《极端的年代》的个人版。1917年出生的霍氏这位世纪老人恰恰完整地经历了“短暂的20世纪”。中文书名“趣味横生”开始让我有些误解，以为作者会用趣闻轶事来笑对艰难世事。其实不然。这位老人正襟危坐，几乎不苟言笑，一脑门子官司。起码我的阅读印象如此。霍氏一直处在历史漩涡的边缘，个人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可讲。但作为一个史学大师，他把这种边缘经历变成了见证、洞察和点评大历史的视点。所谓的趣味其实是思考的趣味。有人最关心为什么霍氏不被风云变幻所动而坚定地留在英共内？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欧洲的老左派和博学的思想者，霍氏如何冷眼向洋看世界？（他自称“冷眼旁观”，其实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本书读得很慢。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对20世纪的大历史还算熟悉，但是霍氏如数家珍般的细节叙事，则把我带到一个个陌生的具体情景。恰恰是那些细节建构了特定的历史氛围，让我无法忽略。其二，霍氏高屋建瓴的概括才能也无与伦比，被人誉为“当代的奥林匹斯山神”。诸如“若说我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两个国度，亦即自己的国家与法国，那么20世纪西方世界所有的百姓，再加上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在精神上都生活于两个国度──自己的国家和美国”，这样的断语俯拾皆是，需要细细玩味。
读小说算是我的一个消遣。现在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遍读”中外小说了，只能慕名读几本。华人小说只读了朱天文的《巫言》。那种女性的物质感觉和语言方式似乎属于张爱玲一路，很有味道，但读多了有点腻。有的译著名气很大，但读起来索然无味，如《金色笔记》。有的则让人屏住呼吸不敢释手，如《朗读者》。不过，《朗读者》是看过影碟之后再读的，旧事重温，依然让人沉重，却少了惊鸿一瞥的感觉。最触动我的小说是卡佛的《大教堂》，我指的是同名小说集中的这一篇。当耳闻译文有争议后，我还到网上找来英文原文。小说情节简单平实，又出乎意料。结尾处，“我”被盲牧师指引着，闭上眼睛用手来阅读图片。换一种方式来感觉世界，同时也感觉别人的感觉──这么人性的寓意在这里表现的如此奇妙，如此感性。翻到后面的介绍，这篇小说当年获得大奖，看来同居地球村，同理同心。
与学生一起读书，是做文科教师的一项作业。我在今年的一门课上和研究生一起读了4本书：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的家庭浪漫史》、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和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我们找来英文版对照着读。其中，用时较多的是伯林的那本。伯林作为思想家的价值，人们颇多争议，但是作为思想史家的价值，不容忽视。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的根源》是伯林作品中最炫目的一部。该书凝聚了伯林的许多洞见，对浪漫主义的来龙去脉有独到的分析。该书（原文是演讲记录）语言华丽，满盘珠玑。译者对此心领神会并尽力演绎，但是那种文字的韵味非读原文不能体会。说到译文，《家庭浪漫史》和《屠猫记》都是台湾学者翻译的，中文老到，译笔传神，我也从中受教。
我也和本科生一起读书，今年读的是伍尔芙、福柯和韦伯的几部作品。英文版也找来作为参考。这些学生自信聪慧，才思敏捷，观念新颖，甚至精灵古怪。还有一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令我吃惊。
与学生一起读书，听他们赏析、点评，老书（树）也开了新花，我总觉得我的收益大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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