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读的中文书还是以译著为主。读的时间最长的是一位英国史学家的自传。这是台湾翻译出版的《趣味横生的时光》,作者是艾瑞克・霍布斯邦(大陆的译名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该书在08年出版,被台湾的中国时报评为
霍布斯鲍姆著述甚丰,大多译成中文。十年前读到他的20世纪三部曲《极端的年代》,我相信许多读者会像我一样感触颇多,看到书名就已经浮想联翩。这部20世纪三部曲(内含“大灾难的年代”、“黄金时代”和“天崩地裂”三部)与他以前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一脉相承,同样体大精深、汪洋恣肆,但是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两种意境。霍氏是英共党员,19世纪早已嵌入他的信仰图式,成为后见之明。19世纪三部曲激昂高亢,历史行进在既定的轨道上。到了20世纪,浊浪排空、天崩地坼,理论的罗盘频频失灵,信念和经验之间极其紧张,因此《极端的年代》语带沉痛怀疑,历史的去向成为一个天问。不过,我倒是喜欢这种结论,不仅如社会学家愿意说的,我们确实进入了“不确定的时代”或“风险社会”,更是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不是实现某种设计的工具,而必须去探索道路,创造未来。
《趣味横生的时光》吸引我,主要在于它是《极端的年代》的个人版。1917年出生的霍氏这位世纪老人恰恰完整地经历了“短暂的20世纪”。中文书名“趣味横生”开始让我有些误解,以为作者会用趣闻轶事来笑对艰难世事。其实不然。这位老人正襟危坐,几乎不苟言笑,一脑门子官司。起码我的阅读印象如此。霍氏一直处在历史漩涡的边缘,个人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可讲。但作为一个史学大师,他把这种边缘经历变成了见证、洞察和点评大历史的视点。所谓的趣味其实是思考的趣味。有人最关心为什么霍氏不被风云变幻所动而坚定地留在英共内?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欧洲的老左派和博学的思想者,霍氏如何冷眼向洋看世界?(他自称“冷眼旁观”,其实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本书读得很慢。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对20世纪的大历史还算熟悉,但是霍氏如数家珍般的细节叙事,则把我带到一个个陌生的具体情景。恰恰是那些细节建构了特定的历史氛围,让我无法忽略。其二,霍氏高屋建瓴的概括才能也无与伦比,被人誉为“当代的奥林匹斯山神”。诸如“若说我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两个国度,亦即自己的国家与法国,那么20世纪西方世界所有的百姓,再加上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在精神上都生活于两个国度──自己的国家和美国”,这样的断语俯拾皆是,需要细细玩味。
读小说算是我的一个消遣。现在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遍读”中外小说了,只能慕名读几本。华人小说只读了朱天文的《巫言》。那种女性的物质感觉和语言方式似乎属于张爱玲一路,很有味道,但读多了有点腻。有的译著名气很大,但读起来索然无味,如《金色笔记》。有的则让人屏住呼吸不敢释手,如《朗读者》。不过,《朗读者》是看过影碟之后再读的,旧事重温,依然让人沉重,却少了惊鸿一瞥的感觉。最触动我的小说是卡佛的《大教堂》,我指的是同名小说集中的这一篇。当耳闻译文有争议后,我还到网上找来英文原文。小说情节简单平实,又出乎意料。结尾处,“我”被盲牧师指引着,闭上眼睛用手来阅读图片。换一种方式来感觉世界,同时也感觉别人的感觉──这么人性的寓意在这里表现的如此奇妙,如此感性。翻到后面的介绍,这篇小说当年获得大奖,看来同居地球村,同理同心。
与学生一起读书,是做文科教师的一项作业。我在今年的一门课上和研究生一起读了4本书: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的家庭浪漫史》、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和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我们找来英文版对照着读。其中,用时较多的是伯林的那本。伯林作为思想家的价值,人们颇多争议,但是作为思想史家的价值,不容忽视。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的根源》是伯林作品中最炫目的一部。该书凝聚了伯林的许多洞见,对浪漫主义的来龙去脉有独到的分析。该书(原文是演讲记录)语言华丽,满盘珠玑。译者对此心领神会并尽力演绎,但是那种文字的韵味非读原文不能体会。说到译文,《家庭浪漫史》和《屠猫记》都是台湾学者翻译的,中文老到,译笔传神,我也从中受教。
我也和本科生一起读书,今年读的是伍尔芙、福柯和韦伯的几部作品。英文版也找来作为参考。这些学生自信聪慧,才思敏捷,观念新颖,甚至精灵古怪。还有一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令我吃惊。
与学生一起读书,听他们赏析、点评,老书(树)也开了新花,我总觉得我的收益大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