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读书添一“毛病”，或者“仪式”：元旦之日，挑一《红楼梦》版本，一年读书，遂始自一“梦”。2009年当然也不例外。今年选的是《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读数回，即发现选错了版本。批语冗杂、规模庞大倒
年初《中华读书报》刊载一文，记述“开国时的献宝热潮”，其中提到了贺孔才，说他是“开国献宝第一人”云云。文章说：贺孔才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古文国学，是传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青年时跟随齐白石研学治印……曾任过北平市政府秘书、北平市古物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国学系副教授、河北省通志馆编纂、国史馆编纂。贺孔才抗战前曾参加过营救同学齐燕铭，解放后倾向进步决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献宝国家表示抛下封建包袱告别过去，又改名谢泳穿上军装，47岁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的研究员，进入武汉参加接管了武汉大学。后来回北京，由齐燕铭介绍到文化部文物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展示满腹的学问，就在1951年12月不堪冤屈而自溺身亡，40年后才得平反。
上述所说种种大致不差，尤其能说准贺孔才自杀时间是“1951年12月”已属不易。网上关于贺孔才的资料很少，但是自杀时间却众说纷纭，一会儿是“1950”，一会儿又是“1952”，甚至还有说是“1953”的。然而这篇文章也有错得离谱的地方：所谓“又改名谢泳穿上军装”，“谢泳”应为“贺泳”。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读了这篇文章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还有，称贺孔才是“开国献宝第一人”也大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是日举行“开国大典”，贺孔才“献宝”的日期是1949年3月25日，同日，各界人士欢迎毛泽东等进驻北平。要再过半年多，“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的声音才会在天安门城楼响起，贺孔才怎么提前成了“开国献宝第一人”？除此之外，文章中又多有语焉不详之处，比如：贺孔才的那一大堆“名头”，诸如“秘书”、“委员”、“教授”、“编纂”之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搭救齐燕铭？既然是齐燕铭安排他去文物局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当时齐的位高权重，怎么搭救不了贺孔才而让他“不堪冤屈”？又究竟是什么冤屈让贺孔才如此“不堪”竟至“自溺”？既是饱受冤屈又为什么没有在平反高峰年代（1980年代）平反，而是过了四十年、到了1990年代才得以平反？……
我并不是责怪那篇文章的作者语焉不详，因为文章自有体例，他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说清楚。而且，我相信，即使他想说清楚，也未必说得清楚。知道“贺孔才”这个名字的人本来就不多，把许多遮蔽已久的事说清楚又谈何容易。可是，看了这篇文章后，2009年我读书的方向就变了，因为我自认有这个责任：我必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我知道“贺孔才”这个名字，时在1999年。那年写《百年百词》，需在百年中每年挑一个我喜欢的词汇，演绎成一篇短文。写到1949年，我查到一篇资料，说，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自石家庄乘火车进京。北平各党各派及文化界民主人士一千五百余人于下午三时齐集北平西郊机场，列队欢迎。“其时春日明煦，和风荡漾，西郊机场四面人民解放军成队排列，坦克大炮行列整齐，无数大小红旗迎风招展，与太阳争光，欢迎人士无不欢声赞叹，人人笑容满面。”就在这一天，一个叫贺孔才的北平市民不在这个“人人笑容满面”的欢迎行列中，他带着家藏二百多年的十万卷图书，去了北平图书馆，把这批无价之宝捐赠给国家。
我遂把这年的“代表词汇”定为“贺孔才”，然后查其前世今生。当时没有网络可以“摆渡”，连日翻书毫无进展，后偶然在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书中发现“贺涛”词条。一读之下，惊喜莫名：原来贺孔才是贺涛的裔孙；原来贺涛和贺孔才虽祖籍河北武强，但多年移居郑家口，都算得上是河北故城人；原来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大藏书家。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原来他们是我的乡先贤。我连忙在我后来写成的文字中感叹：“故城人！竟然是我同乡。故乡有先贤，藏书卓然成家，吾辈竟一无所知，不该不该。……贺涛是个大藏书家，他的孙辈贺孔才把贺家藏书于1949年捐献给国家。如果结论真的是这样，我就感到太满意了：此事虽与我绝无干系，然而，它毕竟是我不经意间寻访到的故乡的书消息。”
我说“如果结论真的是这样”，是因为郑伟章在“通考”中也有“语焉不详”之处。他说他检读北京图书馆所藏《畿辅艺文》抄稿本八册及《叶遐庵先生年谱》，见书上均有“一九四九年武强贺孔才捐赠北平图书馆之图书”长方朱楷文木记；他说“该馆有此印记之书不知凡几”。他小心翼翼地说：“贺孔才可能是贺涛的裔孙。”他这里一“可能”，我只好跟着“如果”。
从此我开始关注贺涛和贺孔才，但限于时间、地点和文献，时断时续，几无新获。有了网络后，郑伟章的“可能”才成了“定论”。网上资料虽不多，相互矛盾之处却又不少，令人怪异。马国权先生的《贺培新简述》算是较为权威的了，尤其记述贺孔才自杀一段文字，真掷地有声：“新中国成立后，培新被聘任为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方与重寄，展其所长，后政治风暴忽至，情绪不能支，遽萌轻生之念，遂卒团城，闻者莫不痛惜。”网上也能搜到侯一民先生的一篇文章，对贺孔才平反事记述甚详，所附孔才遗书三件，直让人捶胸顿足，仰天长叹。
网上关于贺孔才的材料少得可怜，这非网络之有错，实乃历史之无情。一个曾经文名动京华的桐城派古文家，一个书法、篆刻艺术独步一时的艺术家，一个将全部家藏捐出、连性命也都愿意捐献给新社会的“北平市民”，一个曾在1951年参加过国庆观礼文物局高层官员，一个“从军”其间还不忘调查龙门石窟现状的学者，就这样被遮蔽、被遗忘了。读了《中华读书报》那篇文章后，重生责无旁贷之感，我的2009就变成了“贺孔才年”。
这一年中，我读齐燕铭、王冶秋、齐白石等人的传记，读《马衡日记》和《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读台北篆刻家王北岳（孔才弟子）的专著，读文史资料和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内刊，大海捞针一般寻找贺孔才的痕迹。我读宋云彬、常任侠、郑振铎等人的日记和《北平地下党》等等，试图让自己的目光回到那个年代并试图穿越尘埃。我在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浏览了几册孔才先生的诗文集，心里说：“先来报个到，握手言欢且待来日。”又在网上拍到民国刻本《贺先生文集》，以追寻贺家的一脉书香。我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孔才先生的长子，又在上海和孔才先生的另一个儿子见了面……。如今时值我的“贺孔才年”接近尾声，应知而未知的事情依然很多，而且，史海茫茫，秘府深深，我简直有些一筹莫展了。
这一场让贺孔才惊醒的“梦”，如何继续做下去？这是自问，也算求助：希望了解内情的朋友有教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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