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以前我与老毕谈过京剧泰斗周信芳的《徐策跑城》，我极赞。他当时的说法吓我一跳：“不行，周信芳这出戏可是真比不了蒲剧的阎逢春！做功差多了，唱也差。”我颇不以为然。读了他这篇文章，我信了。蒲剧迷，或者晋南人，或者山西人，都该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文章的题目是《终身艺人》，我觉得不够传神。我觉得该把第一个小标题作为文题，就是：《不可复制的阎逢春》。这里该有悲怆的意味。真的，我这个异乡人也为名伶阎逢春而自豪了。我觉出毕星星在这里为一个小剧种里的大伶人，大胆地而直率地说出心里话，这是晋南人的牛脾气。但是，这可也不是单耍犟脾气，他有论证。论，而且证。在这篇报告文学里，毕星星真是把阎逢春的艺术真功夫与周信芳的相比。比得是否有理？我觉得有理。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是真正的专家，意见恐也难得一致，这里岂宜讨论，讨论岂有结果？我只是说，把阎逢春这种相对来说的“小人物”，发掘出来，给以肯定；在阎逢春去世34年之后，再向世人提出，予以肯定，是功德无量的事。而且不是一般地说什么“平反”、“翻案”，而是论证他的艺术贡献，把他推向“不可复制”、“到阎逢春这里，蒲剧已经唱完”的高度，这是有胆识的。我相信什么艺术都有终结的时候，古往今来，这不稀奇。问题是终结在谁的身上。
说起来，阎逢春（还有王秀兰）最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已经争得一个条目。也许，可以不朽矣。可是，只有这个条目怕是不够的。毕星星为他写的这个小小传记或特写，可以使这位晋南的名伶，生动地活在晋南人和山西人的心中和眼前。先说“纱帽翅”的功夫。背向观众，站在台上，头不动，肩不动，――纹丝不动；而头上的纱帽翅可以摇，两个一起摇，或一个单摇。上下摇，或者旋转摇。这是一绝。表现什么？人物的思考或焦虑。阎逢春上台必露这一手。后来上级说，这是“形式主义”，不许演。但观众不让。观众非看不可。后来弄到戏完以后，阎逢春卸装上台，再摇。观众这才欢呼而罢。作者引文学评论家李健吾的话说：“在阎逢春身上，形式主义已被形式所消灭。”说得真好。这是阎逢春的成就和威力。毕星星的文章还引证张伯驹的诗云：“跷工甩发并惊奇，帽翅飘来更可师。北乱南昆无此艺，却教绝技出山西。”张伯驹何人？那可是中国的一大雅人。不但是文物专家，也是戏曲名流。据章怡和说：“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一个粗人。”张伯驹这位顶端雅士是这样激赏阎逢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评价。再说阎逢春在《跑城》上与周信芳的对决。在上海，阎逢春唱此戏而请周信芳来赏。周不来。连请几日，不来。后来阎逢春声名大噪，周来了，看罢，就宴请阎逢春。周说：“要说《跑城》，我实在不如你。”此言是否属实，并无确证，但大可参考。
现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快要过去了。毕星星注意到，阎逢春一生唱戏，从来没有弄噱头。“他所长在在悲剧，多是人物受尽磨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悲惨境遇。……人要的是震撼灵魂，直指人心。有行家分析阎逢春的唱法，特点叫‘涩进’……”原来，他的嗓子也如周信芳那么哑哑沙沙的，故名曰“涩”。阎逢春死于1975年，在别人的“平反会”上，他兴奋过度。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唱戏，像乞丐一样在采石场上砸石子，年龄并不大。冷静下来想想，我们要为之作出评价的伶人、艺人和文士，是不是还有一些？我忽然想到，后人写文章纪念他们，留住他们，使之常驻人们心中，这也会使我们的文化史更丰富起来。这样的人物淹没于文化史，难道不是常有的事吗？那实在可惜；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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