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为内地学界所熟识，大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1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葛懋春、李兴芝编辑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下册。上册系胡适各时期所写文章的选编，下册为唐德刚整理译注之《胡适的自传》。书前刊有“编辑
1993年，华东师大出版社重版《胡适的自传》，更名为《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大32开本，封面采用胡适照片，扉页刊有胡、唐二人的合影，出版社在“再版说明”中简要客观地介绍了胡、唐二人合作成书以及该著出版的经过。此时关于胡适的研究，在学术界已形成热点，真如孟夫子所言“彼一时，此一时也”。唐德刚的其他“口述历史”著作，在内地也得以陆续面世，开启了华人口述历史的先声，功不可没。
上世纪50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就生平行事作口述回忆，唐德刚协助参入其事。胡与唐同为皖人，又同是哥大校友，真是机缘巧合，且在做“口述”之前，两人已结为“忘年交”。多年以后，唐据哥大当年正式录音之英文稿，辅以自己所保存且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译出中文更详加注说，完成《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出版了很多著作，我却很少寓目，惟对《胡适口述自传》读得比较仔细，且在书里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做过标识，这自然与我对胡适的关注程度有关。兹摘取其中一二例，循古君子之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自传》第二章“考试和书院教育”一节，胡述：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里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唐注：“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需疑。”（《大学・原下》）“闻而不疑，则传言之。见而不殆，则学行之，中人之德也。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见《正蒙・中正篇》）又“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身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宋代的道学是满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学。这个传统不但是被胡适之完全承继了，我国东南一带的文士所搞的儒学也全是宋明之学，此风至台湾而不衰！
按：此处学生继承了老师的存疑精神。唐生遍检《张子全书》而未果，遂疑此“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判断正确！此九字出自南宋陆九渊之口，《象山集》卷三十五《语录》载：“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胡师一时误记，陆冠张戴也。
《自传》第七章“革命的导火线”一节，胡说：“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遥想批胡当年，气势不得了。俗谚“三十年河东又河西”，胡说原来非“胡说”，历史真能捉弄人！
唐德刚写胡适，还有一本《胡适杂忆》。乍看书名，感觉句式不对，以“胡适”作主语，本该是“胡适自己的回忆”，实际内容则是“唐德刚对于胡适的回忆”。所幸有“唐德刚著”，读者不会误解。其实，该著当初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时，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只是出单行本时改成此书名。唐著可读性极强，夏志清为之作序称赞道：“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对于唐教授，不佞无缘识荆，但老早即听过旅美华人学者圈中人说起唐，称其率性而为，文如其人。
长期以来，许多研治史学者，文笔干涩几成通病，令人难以卒读。唐德刚著文则不然，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可是笔锋太过润滑，且极尽诙谐调侃，反易使人对于史实“不放心”，产生“文胜质”之感，以致引发胡适故旧及门生的批评。旅美学者陈之藩对唐写胡就有不太认同的看法：“也不像他（唐）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东西从前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详李怀宇《访问历史》一书）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若是单就作文而论，“唐派散文”还真不是那些浪得大师头衔者所能与之比肩矣。
无论如何，欲了解研究胡适，不能不看唐德刚写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