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本人的学术眼光十分开阔，学术造诣也是多方面的。他的得意门生张光直不只是把先生定位成“狭隘的考古专家”、“中国考古学之父”，而是又用了“
李济早年留学哈佛，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年）。这部开山之作1928年正式出版后被广为引用，1992年我和张海洋等同道在李光谟先生指点下把这部书完整地译成了中文（收入《李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我认为，联系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变化以及各界关于“民族”的认识的变化，再看李济该项研究的学科史地位，是非常有趣的。中国近百年历经的内忧外患就不予细说了，但提几个重要事情：（1）顾颉刚等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1923年）；（2）顾颉刚与费孝通等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1939年）；（3）20世纪50年代内地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当代中国民族格局（55+1）的形成；（4）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1989年）。其中除了民族识别具有明显的实际和理论双重意义之外，其余主要都偏重学术讨论。现在老百姓大多数能够了解的是民族现状，未必能清楚当下理论与前人学术的联系和传承；知道了20世纪20年代的各种“民族观”，却未必能“回到历史现场”分别予以“了解之同情”。与同代的“古史辨”派比，李济贯通中西，《中国民族的形成》在研究方法上更具科学实证的特征。从“五四”以后到抗战以前的20年间，中国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其实李济的开创之功不仅仅反映在安阳殷墟发掘与研究方面，而且表现在他对于中国汉人的形成的跨学科探讨方面。《中国民族的形成》没有及时译成中文广为传播，看来是个遗憾。1939年前后，在20年代秉持中国文明多源头观点的顾颉刚发文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说是颇有针对性的；这要比费孝通从微观的“社区研究”角度考虑问题、强调“民族不止一个”，来得更合时宜。傅斯年对“国难当头”，“吴文藻师徒”还在“搅局”大为恼火，其实也不无道理。而正值此时，日本方面倒是为了了解对手而把《中国民族的形成》译成日文出版(1943年)。
费孝通等经过新中国初期的民族工作实践，先是总结了民族识别的理论意义，继而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期间，“中国功能学派”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得到极大的增强。尽管费孝通本人治学风格显现他并不擅长运用汉语古籍和历史文献，但是，由于他经过50年代的“大协作”式调查研究历练之后，对于“历史性”有了较好的把握，曾提出过“民族走廊”之类的设想；90年代，费孝通的理论被李济的学生乔健教授概括为“历史功能论”。但是，我认为目前研究得还不够透彻的是李济早期的“民族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人类学中“历史功能论”的可能的潜在影响。（费孝通先生自己总结自己的治学之道是“从实求知”。他也确实很少研读“原典”、在著述中引经据典、交待思想的来龙去脉。）
简单地说，李济在《中国民族的形成》里使用了人体测量等几套资料，其中以两套独特的资料（城垣的建筑与废弃、姓氏的源流与地望变化）来显示“我群”的演进和构成。这种研究手段国内至今鲜见回应（修订、批判或者继承）。相比后人对于李济考古类型学的评论和超越而言，对于他的民族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确实缺少足够的反思。应该注意到，李济晚年曾经考虑再写一部与博士论文同名的著作，可见考古研究只是他整个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罢了，“中国民族”自“始”至“终”是他的学术关怀。
所以，我觉得，海内的李济学术思想研究目前主要限于考古学以及“上古史”领域，在人类学、民族学甚至历史社会学等领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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