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书目和藏书书目最大的不同，不在于著录图书的方式，也不在于其不同的目的，而在发行目录，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图书的发行内容、种类和范围，它还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人们的阅读偏好，同时它还间接地告诉了我们出版者们的经营状况，比如30年代《英语周刊》后面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每周初版新书”书目，世界书局《世界汉英辞典》书后的出版书目，都是出版史方面最好的第一手出版发行文献资料。如果将其整理出来，相信可以极大的丰富出版史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类书目，还提供了历史上某一时候的边缘阅读境况，如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新字典》书后“日常用书”书目中就有，《日用须知》《商人宝鉴》《上海商业名录》等极其实用的图书，这些都是从藏书书目中很难发现出来的。
一部好的藏书目录，皆以著录主流善本书为主，但是就图书市场而言，就大众阅读而言，善本书不是，也没有必要是其阅读偏好之所在，一个明智的出版者，绝不会单纯以出版善本书为唯一主业。如果仅从藏书书目来看，人们就会误以为，那些近代以来如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机构，都是以出版经典善本为主，其实从这些出版者的发行书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名牌出版社的经营之道，恰恰也是靠发行大众图书为主，尤其是教科书以及教辅类图书为主。而那些民国期间名气不是很大的出版社，在它们的发行书目中，可以发现它们除了普及类图书及教辅类图书以外，绝少经典图书的，如20年代上海经纬书局《英文文法捷径》书前后“经纬百科丛书”书目，都是很实用也很通俗的图书，算不上什么经典善本，据称销售达百万余册，这就是出版的竞争格局，和阅读界的实际状况。
发行书目的丰富性，也许比我意识到的这些东西还要多。过去我们的图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给人们的印象是，历史上看不见其他图书，全是经典，随便翻开一部这类史书，入眼的几乎都是经史子集中的代表作，这些都是过去士大夫手中的读物，然而除了这些士大夫，除了那些“学”有所成的士大夫以外，一般大众的读物很少有人愿意提及，尽管后来有郑振铎、阿英等人提倡研究整理历史上的通俗图书，可是大众读物并非通俗一语就能囊括得了的。所以发现整理大众读物出版史，就要首先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图书发行书目开始，继而收集整理这类书籍。大众的观念是在大众文化中被塑形的，而大众图书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遗留下来的发行书目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行本形式，一种是随书而行，一般都在书后，少则一页，多则几页。有新书预告，有再版书预告，有出版社推荐图书等等名目。书目通常都有书名、作者、简单介绍和价格，从目前遗留下来的旧发行书目来看，唯一的不足是很少有印刷册数的说明。这类书目做得最好的当然要数老商务、老中华及群益书社等大牌出版机构了。我相信，把这些书目收集整理出来，重写出版史的时代也就跟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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