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本文作者今年3月摄）
11月23日早上七点多钟，我的手机骤响，电话里传出杨苡老师熟悉的声音，但语调与平时全然不同，我预感有些不祥。“我哥哥今天早上六点多走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知道迟早会传来，近几个月来，不断从杨苡那里知道杨宪益先生的病情，时好时不好。11月8日下午，杨苡在电话中告知她哥哥病危，此后，杨老师时有电话谈及她哥哥的病情，并多次提醒我该为《去日苦多》补写一篇编后记。我一直为琐事所扰，也就一直未能动笔，以至迟至今天也没有写出早应写出的编后记，最终却写出了这一篇迟到的“编后记”，心情异常复杂。
两年多前，青岛良友书坊的薛原让我组编一套四本《大家文库》，我当时就提出杨宪益、黄裳、流沙河、钟叔河四人作为第一辑的计划，对于杨宪益的这一本，我觉得非常值得编。因为，杨宪益一生致力于译事，将大量优秀的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与他的夫人戴乃迭一道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他在译事之余写下的诸多忆旧怀人、谈翻译、讲考据，甚至少许应酬文字都散在各类报刊及选本之中，非常有必要聚于一书。由此，从去年五六月开始，我即着手在我的藏书中寻找杨宪益散于各处的文章，并且通过苏州图书馆的江少莉、金陵图书馆的李海燕，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等师友通过馆藏和网络去寻找，其中，江少莉出力尤多。去年十月间，我还多次去杨苡家商量编选所选文稿之事，杨老师提供了她和李晶合译的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的片段及《系统英语》序等几篇文章。到去年底为止，经过推敲、筛选、编辑及配图片等近半年多的工作，书稿发往青岛进行后期编辑和制作。
三校样出来后，我即委托恰好去京出差的蔡玉洗将校样送到杨宪益家中，请他确认。杨先生表示先将书稿留下来，待他看后再寄回。过了不久，杨苡从南京去北京过冬，杨先生就将书稿转给她再看看。今年春节后，青岛出版社加紧了出版进程，于是，我就匆匆赶到北京，想与杨宪老和杨苡一道将书稿最终定下来。
3月15日上午九点多，我即到了杨宪益家，杨先生正在做按摩。一会儿，杨先生在护工的扶持下走到客厅他固定的沙发上坐下来，边走边轻轻地说“对不起”，精神一如我去年看他时的那样，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毕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身体状态肯定是不如以往了。
我在杨先生左侧坐下，首先问起他的书名是否想好。杨先生说：“没想好，以前出过《零墨新笺》、《零墨续笺》、《漏船载酒忆当年》、《译余偶拾》，现在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书名了。”说着说着，杨先生随口说出“去日苦多，读书恨少”的对子来，于是杨先生说就用“去日苦多”吧！
我请杨先生题写一下这个书名，并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墨汁和毛笔，请他先用毛笔写下这四个字，然后，我又拿出一支软笔，请他又写了一次。杨先生请护工拿出他的印章，我分别在两幅题签上盖上了名印。毛笔写的有点涩，不太流畅，杨先生边写边说“手不听使唤了，不会写字了”；软笔写的很不错。后来，两种题签扫描后就发给了出版社，最终，出版社美编选用了用软笔写的那幅题签用在青岛出版社九月出版的《去日苦多》的封面上。样书出来后，杨苡多次来电话说她姐姐认为那四字书名她哥哥写的不好，应该请一个书法家去写的。我说，自题书名不论写的好坏都很有意义，况且这四个字写的并不差呀！
那天，写完字后开始闲聊。杨先生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喜欢对对子，比如：去日苦多对读书很少；文怀沙对傅抱石；沙博理对土肥原。杨先生边说边呵呵的笑，不时还抽上一口烟，神态超然。客厅一隅悬挂着一轴翁同?的自画像，画上，秋禅居士题了这样一句诗“不知老者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简直就是杨先生当下情状的真实写照。杨先生说，他现在每天睡的时间很长，每晚八点即睡，早上六点起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午睡，其他时间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抽烟。大前门已抽了多年，一支接一支。说到这时，他说，您抽吗？我摆了摆手说，不会！
杨先生接着说，我抽烟与喝酒一样，没瘾！在医院和在监狱四年不允许抽烟喝酒，也无所谓。我说，您原先所谓入狱前留下的“半瓶浊酒”不知是否也可做书名？他说，喝酒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所以这个书名也不合适。
大约十一点，杨苡与赵蘅也如约前来，两天前我们约好今天一道过来确定书稿内容的。闲话一会，我们商量先让杨先生午休，我则和杨苡踱到什刹海边上的“烤肉季”午餐，一点多又折回客厅等杨先生午起。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一道逐篇确认篇目了。事先，杨苡已将书稿全部理了一遍，并且将无疑问的和有些疑问，亦或需让她哥哥确认的文章都一一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当我一篇一篇地请他过目时，杨先生看看这篇说，这不是我写的；看看那篇说，这篇也不像我写的。看到最后，除了书稿第一辑《世事沧桑》所收录的回忆文章和第三辑《译余偶拾》无疑问之外，第二缉《译余散札》所有文章好像一篇都不能确定。这时，似乎这本书就确定不下来了，杨先生还说这些都没意思，一会又说，你们要出我没意见。我和杨苡商量，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文物》等报刊上，有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不少文章都能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子，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好像并不像他写的，但也不可能不是他写的。我们几个人认真分析后确定基本保持原样，对杨先生明确提出的《空前绝后》一文不是他写的理由后，我们认为有道理，就撤下来了，还有几篇，我们为了慎重起见，也撤下来了。最终，杨先生表示对这部书稿没意见，由此，这件事情就算定了下来。
这本书中所收入的文章虽然经多方寻找，但遗漏之文肯定在所难免，据我所知，2008年11月为李景端所著《翻译编辑谈翻译》所作的序言就没能收进此书中，李景端在刊于近日《文汇读书周报》的《坎坷潇洒伴终身》一文中这样写道：“2008年我要出版我的第四本书：《翻译编辑谈翻译》，我知道杨宪益生病后已多时不写文章了，但仍有点‘不死心’，还是硬着头皮给他去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否为这本书写篇短序。起初不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不敢期盼他真会答应。没想到过了一阵，他果真把《翻译出版俱潜心》这篇序言寄来了，署名日期是2008年11月6日。这篇序2009年9月和10月先后在《新民晚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以后，没见过他再发表别的文章，这篇序言有可能成为杨宪益先生封笔之作。杨先生带病为拙作写序，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关爱，更体现了他对后辈的热心扶持和期盼。杨先生一路走好，人们会永远记着您的。”另外，我觉得杨先生写给友人的书信以及一些题跋文字也都会是极佳的随笔文字，以后若有机会，不妨再去收集一番，有朝一日再编一本杨先生的小品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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