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去厦门当了教授，对我的最大损失是不能吹这个牛了，可是，对一个也还不算太笨又爱虚荣的人来说，这点障碍怎能挡得住他前进的步伐。有一年假期谢泳回来，上楼看过我一次，从此之后，太原这个文化圈里的人都知道了，谢先生一回来准去韩某人府上讨教。
更多的情形是，他回来了，仍住原来的家，一个单元，出来进去，只要看到他的房间里有人影或灯火，我就敲门进去了，哪里等得及他一层一层地上得楼来。就说去年夏天吧，估摸着快放假了，便掐着指头计算，这小子该回来了。果然一天傍晚，觑见紧临楼宇门的他的那个书房的灯亮了，当即推门而入。他的夫人朝后面努努嘴，意思是在书房，你自个去吧。书房门半开，看到谢泳正跟一条大虾似的，斜卧在书房的床上看书。几乎是问安似地叫了声“老谢”，这小子便倏地坐起，丢掉手中的书迎了出来，一面讪讪地说，看着看着怎么就睡着了。问什么时候回来的，说是早回来几天了，去榆次老家看望过两家的老人（他夫人也是榆次人），今天上午才回到太原。当了教授之后的谢泳，没有变的只有那个小平头，除此之外，怎么看都像个教授，还是带名士风度的那种。我直疑惑，相交二十年，以我的阅人之广，眼头之刁，怎么先前就没有看出这小子有“教授相”呢。一阵闲谈之后，约定第二天去南宫的文物市场转转，顺便看望在那儿一座楼上开画铺的一个老朋友。
去南宫文物市场寻觅旧书刊，是谢泳在太原时的嗜好，多少年来，风雨无阻。他在这儿，曾淘得数十种解放前出版的英文词典，配齐了全套《朝霞》旧刊，《杂书过眼录》正续编里谈及的旧书，少说有一半是在这儿猎获的。南宫市场不是天天开放，规定的时间是周六和周日。而明天，恰是个周日。
夏日的阳光还没有多毒的时候，我俩已徜徉在嘈杂的旧书市上了。
来到一个旧书摊，前面是一堆破旧书刊，后面是三四个麻袋，塞得鼓鼓囊囊。像是早已认识，跟摊主打过招呼，谢泳扬扬下颔问，那是什么，说是从省政协收购的废旧档案。谢泳眼睛一亮，过去扯开一袋的口子，抓起几本，飞快地翻动，旋即扔在地上，又抓起几本，仍是飞快地翻动。我凑过去，只见全是些花名册呀，会议记录呀，通知呀，文件呀，有油印的，有手抄的，也有铅印的。谢泳仍翻看着，看过两个麻袋里的，又看地上两个纸箱子里的。看过了，踢踢纸箱子，说这不要，要那几个麻袋。
“给个价？”
“四千。”
“车呢？”
摊主指指身后不远处的一辆破板车。
“你拉上送到我家，我随后打的赶去，到了家里给钱。”
我俩继续转悠。我怯怯地问，什么好东西，也不全看看，也不还个价。谢泳正色言道，这是山西省民盟的旧档案，时间大约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里面有反右时期的会议记录，还有民盟中央的文件，有一份也值这个价。要是在潘家园，没有两万拿不下来。让我先去旁边楼上开画铺的朋友那儿，他去去就来。
谢泳匆匆地走了。我由不得想，若我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见到这样几麻袋旧档案，会不会下这个决心，连全看也不用就买了下来？我不敢自信。
转眼到了秋天，我在一家刊物上，接连看到几篇谢泳的文章，计有《1957年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两封信》（九期）、《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十期）、《中国当代历史研究需要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我一看就想到了，全是从那几麻袋旧档案里迸射出的光芒。
这是后话，仍回到夏天。过了两天，一位朋友请客，我与谢泳都去了。先还文文雅雅的，说读书，说交往，说读书时，还说到各自不同的读书习惯，比如有位朋友就说，他是喜欢在咖啡厅里看书，有人问谢泳，他笑而不答。是好朋友，又都喝高了，一位调侃我说，老韩呀，你这人实在不怎么样，年轻时还有点锋芒，这几年见谁拍谁的马屁，就说老谢呀，是不错，可也犯不着你那么夸了又夸，老谢就是完人，没有毛病？
没有到这个地步吧，我说，朋友是朋友，优点是优点，我从来没有把谢泳看做完人，他的做派也有我看不起的地方。
真的？一桌人都看着我，谢泳也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徐徐言道，刚才说到看书，我长这么大，看书从来是坐在书桌前，一手摁住书页，一手拿着红笔，该划的划，该批的批。可谢泳是怎么看书的，你们知道吗？书房里摆着一张床，常是歪斜在床上看书，这叫看书的模样吗？
那又怎么啦？一个朋友厉声反问。
我提高了声音说：这就是我最看不起谢泳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