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8年底调到“译林”，那时“译林”由杂志编辑部升格为出版社，即将正式开张。当时有人好奇地问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干吗不在大学好好教书，非要去出版社当个编辑。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爱书，我希望经我之手出版我所喜爱的书。就这样，我在译林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译林出版社刚起步的日子并不像后来那
么美好，毕竟它是由杂志编辑部转型，过去又是以出版外国通俗文学作品为主，虽也有一些出彩的选题，总体思路上如何确定自己的主打产品还有待于一番艰苦的摸索，再加上1989年的外部形势，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起先，我们也曾经跟风转，但跟在别人后面，我们总是慢半拍，别人能“吃肉”，我们也许连汤都喝不上。无计可施，甚至打算用出版贺卡来“充实”选题。但译林人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我们发现社会上读者对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仍有很大需求，而这种市场机会却并未引起出版界的足够重视，因而对我们来说正是个机会。虽然也有人认为“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或是顾虑我们难以与京沪的同行老大哥们竞争，但经过反复讨论和初步实践，我们还是把出版外国经典文学名著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并提出了“一流作家、一流作品、一流翻译”的出版原则。译林版外国经典文学名著以其较高的翻译质量、齐全的品种、美观大方的装帧、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不同版本和低廉的价格赢得了读者的青睐。成立不久的译林社很快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随后我们又将目标锁定在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和现当代外国社科图书上。到上世纪末，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已成为国内品种最多的一套当代外国文学译丛，以至于读者中有“要看当代外国文学，就要找译林”的说法。同时“人文与社会译丛”也被学界称为“90年代最佳社科译丛之一”。译林版的图书在各级图书评比中连连获奖，许多著名的译者也视能为译林社译书为快事。在狠抓文学、社科类图书的同时，自1993年起译林版中学英语教材上马，几年后又启动了小学英语教材的编写。1999年，我们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经过多轮谈判达成协议，开始合作编写出版中小学牛津英语教材，赶上了实施新课标这趟车。至今牛津英语系列教材已在省内外广泛使用，进一步扩大了译林版图书的影响，取得了不容忽视的经济效益。此外译林版外国漫画、译林版双语读物也在图书市场获得好评。译林出版社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外语类出版社。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社的外国文学图书销量始终在国内同行中名列第一。2002年，我社人均创利70万元，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名列前茅。译林出版社之所以能取得跳跃式的发展，首先是因为我们躬逢盛世，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有机会“打开窗户，放眼世界”，能以积极的姿态去拥抱整个人类的文明；其次是因为我们的上级部门是开明、宽容的“婆婆”，不但鼓励我们放开手脚做我们想做的事，而且不失时机地给予我们指导和帮助；第三是因为我们有一支事业心强、有奉献精神的队伍。译林人是一批爱出版、爱译林、顾大局、识大体，同时术业有专攻的志同道合者，正是他们的努力拼搏，才使我们有可能后来居上，敢于和国内同行老大哥们试比高低。一句话，译林出版社诞生后可谓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回顾我在译林社的出版生涯，我为能在译林社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尽自己的一份力而感到欣慰，但我更为自己能成为一名译林人而感到庆幸。一个人能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一个融洽的工作氛围，这毕竟是值得庆幸的事，这一点，在我主持译林出版社工作后，体会就更加深刻。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信任和放手，没有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理解和配合，没有全体职工的支持和高度的执行力，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顺利推进，我们所有的理想也仅仅是梦想而已，为此我始终怀着一颗感激之心，感谢所有在工作中曾给过我支持和帮助的人。
对于年轻的译林出版社来说，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总结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还有许多不足和缺憾，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风险和考验。面对愈加激烈的竞争，如果我们固步自封，沾沾自喜或是盲目地跟风，不仅会丧失我们原有的优势，甚至会落到一蹶不振的地步。我衷心希望译林人明确自己的文化抱负、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觉，发扬往日的传统，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把“创意、活力、效率”视作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努力应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预祝译林出版社再接再厉，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