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管士光
坐落于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是无数作家文学梦想实现的所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多少文学史上闪光而芬芳的名字与之维系，令管士光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坚持挺拔主业、丰富品种、调整结构，这是今年也是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出版思路。
读书报：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对于你们来说有影响么？
管士光：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跟着集团上市，所以整体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读书报：您所说的挺拔主业，大概是指出版文学类图书。在这方面，人文社今年有哪些大的动作？
管士光：出版文学类图书是我们的基本理念。出版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原创作品是我们的重要内容和责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7年底，由中宣部和中国出版集团指导，挂牌成立“长篇小说创作基地”，利用基地组织活动指导作家创作和讨论，包括为大连和成都的作家召开作品研讨会。今年图书订货会上推出的主要作品，包括张宇的《足球门》、徐贵祥的《马上天下》、张洁的《一生太长了》、史铁生的《扶轮问路》、石钟山的《军礼》以及郭文斌与韩银梅合著的《西夏》。
读书报：除了长篇小说，文化随笔也是人文社的一大板块。
管士光：这就是我们面向市场的同时所侧重的“丰富品种，调整结构”，即出版与文学相关、相近的文化类图书。
盘点2009年的文艺图书时，我们发现真正影响大的文艺图书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文化随笔类图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安意如的《观音》、马未都的“马未都说系列”以及纪实文学作品《解放战争》等。这类图书对码洋贡献很大，我们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如果文化随笔做好了，同样会赢得读者。
每年确定选题之前有论证会，我们会请开卷图书公司对文学图书市场进行数据分析，同时对传统作家作品销量进行分析。有一些传统作家既有读者又有销路，比如莫言、苏童，也有一些文本虽好，但是只局限于品位高的读者。做文学出版，既要注重品质，也要参与市场竞争，分析作家的读者变化。大的文集会成为文化积累的一部分，但销路会有问题。我们成立了少儿编辑室和文化编辑室，推出的“名著名译插图本”、“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哈利・波特”系列等作品，出版码洋占到人文社的1／3以上，而且每年都在重印，明显地体现了我们的基本出版思路：创新和积累。
读书报：2009年人文社也拓展到网络文学或者职场小说，比如“商小说”的推出。一般网络文学转化为纸质出版物时，点击率与实销量不能对等，不知“商小说”情况如何？
管士光：网络小说的读者和纸质出版物的读者，对文本要求不同，前者更关心故事，后者更重视文字。“商小说系列”出版后读者面很广泛，人文社也是通过这种形式涉足网络。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好的传统，面对现实也要随机应变，调整结构，既要出版厚重的、文本好的作品，也要出版青春文学作品，例如去年推出的“白骨精情感系列”，销售很可观。
读书报：外国文学出版上，人文社好像也加大了力度，系列作品的推出是否为了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
管士光：今年出版丹・布朗《失落的秘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套20本的“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包括了斯蒂芬・金、大江健三郎、勒克莱齐奥、内米洛夫斯基等大名鼎鼎的作家，《肖申克的救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战栗早逝去》、《乌拉尼亚》、《法兰西组曲》、《风之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布鲁克林的荒唐事》等这些在口碑和市场上均取得佳绩的引进小说被悉数收进此套丛书。此外还推出了《白宫岁月》、《安妮日记》等。
读书报：图书订货会上还有其他可圈可点的重点图书么？
管士光：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非虚构类图书，我们都注意面向读者，也面向市场，包括一些传记，2010年的出版思路，就是在非虚构类方面做一些努力，争取将“人与岁月丛书”和“人文传记系列”做成品牌，外国文学有“汉译传记名著”系列，中国文学也要有人文传记；一类侧重历史人物传记，还有一类是现代作家人物传记，希望能做出特点，形成好的品牌。非虚构图书中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和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丽》非常有价值；另外，《鲁迅大辞典》从开始编辑到现在已经25年，辞目9800余条，涵盖了社会、自然、科学等各领域，尤如经鲁迅诠释的百科全书，是阅读和了解鲁迅的重要参考书，对各学科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