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非常人乃有非常之事，能集大雅、大俗于一身者，才叫不同凡响，昌五是何等人哪！他又被称“田猴子”。何以故？一是他经常标榜，“我是火眼金睛”，“一贯正确”，俨然是孙猴子转世。二是他与人聊天甚至在开会时，往往蹲在椅子、沙发上，双手在胸前下垂，真有点人模猴样。昌五对不时有人叫他“田猴子”并不为忤。我猜度，他当然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自己身上有猴气；昌五也有，不亦快哉！――当然，我这样想也许有“度君子之腹”之嫌。
我很早就知道田昌五先生大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时，已读了他的一些文章，及论王充的著作，他在史学界，已是大名鼎鼎。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昌五先生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言，不仅声如洪钟，雄辩滔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更让与会者大开眼界的是，他提到毛主席，都是直呼“老毛”，俨然是一位延安时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吃晚饭时，我与他同桌，他声称：“不会喝酒，怎么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农战史，就要有点水泊梁山精神！”如此高论，闻所未闻，我们不禁笑声一片。但此公并无酒量，三杯酒下肚，就脸红脖子粗，虽不时摩拳擦掌，挽起袖管，放言高论，但显然不逮当年梁山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汉远矣。妙的是，他不时还把酒瓶背在身上，这样的性情中人，我在史学界还是头一次碰到。
不久我调入历史所，与田昌五先生成了同事，而且“臭气相投”，很快成了朋友。他比我年长12岁，我岂敢怠慢？开始我叫他田先生，他立刻说：“叫先生干嘛？先生就要先死，叫老田就行了！”鉴于他叫我“春瑜”，我便叫他“昌五”，偶而叫声田公。在多年的相处中，我深感他豪放豁达、言行一致、经常语惊四座。
似乎是1982年冬，河南某出版社编辑张黛女士来我所约稿，写一本《历史学概论》，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丛书》。我的好友白钢先生拉我入伙，并说“请田克思也入伙，他名气大，由他打头炮”。昌五与白钢关系不错，应约而至，到我人称“土地庙”的陋室商量。他当仁不让地说：“这本书虽然是基础性、知识性的，但由我牵头，不可小看，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高度浓缩。你们二位还把握不了，我起草全书纲目，然后分头执笔。”我与白钢求之不得。过了两天，他拿来此书提纲，共7章，前5章都属史学理论，正是他和白钢的拿手好戏，天马行空，腾云驾雾，不费吹灰之力；后两章由我承担。1984年春，本书出版。“田克思”拿到样书后，很生气，见装帧太差，封面没有作者署名，像“文革”时印的大批判文选，说：“太不像话了！我要批评他们！”我没好气地说：“这不就是你们河南人的德性吗？”（他是漯河人）他立刻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河南不还诞生了大史学家田昌五吗？！”说完大概感到底气有点不足，自己先笑了。稿费寄来后，昌五说：“三人均分，不要细算了。”（按：他写的字数最多）白钢开玩笑地说：“你拿高薪，钱花不完，我与老王都是穷光蛋，你那份就算了吧。”“田克思”立即正色道：“你们也不能把我剥光嘛！”真是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田昌五先生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奋勇抗击日寇；是中共地下党，坚决反蒋；担任过北大团委等单位领导；能说、能写，著述不辍；平心而论，论资格，论才能，他当历史所副所长、所长，都足够。但是，他始终没有进入所级领导班子。历史所是老所，积累下不少问题，尤其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在评职称、评工资时，会尖锐反映出来。昌五说，他要进入领导班子，当了常务副所长，一定大力整顿，使所面貌一新。我听了颇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感，但以为这不过是他的大话、空话而已。没有多久，我因明史研究室的事去找林甘泉（所长）、郦家驹（副所长）二位，刚走到所长办公室门口，只见昌五一脸怒气走出来，招呼也不跟我打。我进门后，看到甘泉脸色尴尬，家驹平素跟我相处不错，忍不住说：“你不是外人，你看田昌五50多岁的人了，竟来大声嚷嚷，要当副所长，哪有这样的人！”原来昌五真的打上门，要官去了。结果当然是零。1986年夏天，我去威海参加白钢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大纲座谈会，昌五刚好也在那里召开他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座谈会，遂一起坐车进出。他一下车就不胜感慨地对我说：“你看，我过了60了，副所长当不成了，有什么办法！”我安慰他说：“你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何在乎区区芝麻绿豆官副所长？咱们做一流学问，走遍天下。”昌五没有吭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多少人口称不愿做官，却削尖脑袋、不择手段往上爬，是实足的伪君子，假道学，昌五“以天下为己任”，打上门去要做官，是真君子、真道学。这一真、一假，差别大矣。
岁月不居，“田克思”昌五先生已去世近9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秦史专家，有多种史学专著行世，早有定评。我常常想起这位老大哥，非常怀念当年与他在一起聊天的快乐时光。在当今货真价实的历史学家中，像昌五那样狂放、个性率真者，我再没有见到过第二个，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无边的寂寞、惆怅，涌上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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