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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田克思”

2010-01-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春瑜 我有话说
“田克思”者,历史学家田昌五(1925―2001)先生之绰号也。他先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员,先秦史研究室主任,退休后应聘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上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曾任北大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胡启立任副主席)调入历史所,因言必称马列,对马列经典著作滚瓜烂熟,行文中更大段大段地引用马
列原话,历史所同仁好起绰号,昌五被半是尊崇,半是揶揄地戴上一顶“田克思”的桂冠。

但是非常人乃有非常之事,能集大雅、大俗于一身者,才叫不同凡响,昌五是何等人哪!他又被称“田猴子”。何以故?一是他经常标榜,“我是火眼金睛”,“一贯正确”,俨然是孙猴子转世。二是他与人聊天甚至在开会时,往往蹲在椅子、沙发上,双手在胸前下垂,真有点人模猴样。昌五对不时有人叫他“田猴子”并不为忤。我猜度,他当然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自己身上有猴气;昌五也有,不亦快哉!――当然,我这样想也许有“度君子之腹”之嫌。

我很早就知道田昌五先生大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时,已读了他的一些文章,及论王充的著作,他在史学界,已是大名鼎鼎。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昌五先生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言,不仅声如洪钟,雄辩滔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更让与会者大开眼界的是,他提到毛主席,都是直呼“老毛”,俨然是一位延安时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吃晚饭时,我与他同桌,他声称:“不会喝酒,怎么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农战史,就要有点水泊梁山精神!”如此高论,闻所未闻,我们不禁笑声一片。但此公并无酒量,三杯酒下肚,就脸红脖子粗,虽不时摩拳擦掌,挽起袖管,放言高论,但显然不逮当年梁山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汉远矣。妙的是,他不时还把酒瓶背在身上,这样的性情中人,我在史学界还是头一次碰到。

不久我调入历史所,与田昌五先生成了同事,而且“臭气相投”,很快成了朋友。他比我年长12岁,我岂敢怠慢?开始我叫他田先生,他立刻说:“叫先生干嘛?先生就要先死,叫老田就行了!”鉴于他叫我“春瑜”,我便叫他“昌五”,偶而叫声田公。在多年的相处中,我深感他豪放豁达、言行一致、经常语惊四座。

似乎是1982年冬,河南某出版社编辑张黛女士来我所约稿,写一本《历史学概论》,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丛书》。我的好友白钢先生拉我入伙,并说“请田克思也入伙,他名气大,由他打头炮”。昌五与白钢关系不错,应约而至,到我人称“土地庙”的陋室商量。他当仁不让地说:“这本书虽然是基础性、知识性的,但由我牵头,不可小看,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高度浓缩。你们二位还把握不了,我起草全书纲目,然后分头执笔。”我与白钢求之不得。过了两天,他拿来此书提纲,共7章,前5章都属史学理论,正是他和白钢的拿手好戏,天马行空,腾云驾雾,不费吹灰之力;后两章由我承担。1984年春,本书出版。“田克思”拿到样书后,很生气,见装帧太差,封面没有作者署名,像“文革”时印的大批判文选,说:“太不像话了!我要批评他们!”我没好气地说:“这不就是你们河南人的德性吗?”(他是漯河人)他立刻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河南不还诞生了大史学家田昌五吗?!”说完大概感到底气有点不足,自己先笑了。稿费寄来后,昌五说:“三人均分,不要细算了。”(按:他写的字数最多)白钢开玩笑地说:“你拿高薪,钱花不完,我与老王都是穷光蛋,你那份就算了吧。”“田克思”立即正色道:“你们也不能把我剥光嘛!”真是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田昌五先生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奋勇抗击日寇;是中共地下党,坚决反蒋;担任过北大团委等单位领导;能说、能写,著述不辍;平心而论,论资格,论才能,他当历史所副所长、所长,都足够。但是,他始终没有进入所级领导班子。历史所是老所,积累下不少问题,尤其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在评职称、评工资时,会尖锐反映出来。昌五说,他要进入领导班子,当了常务副所长,一定大力整顿,使所面貌一新。我听了颇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感,但以为这不过是他的大话、空话而已。没有多久,我因明史研究室的事去找林甘泉(所长)、郦家驹(副所长)二位,刚走到所长办公室门口,只见昌五一脸怒气走出来,招呼也不跟我打。我进门后,看到甘泉脸色尴尬,家驹平素跟我相处不错,忍不住说:“你不是外人,你看田昌五50多岁的人了,竟来大声嚷嚷,要当副所长,哪有这样的人!”原来昌五真的打上门,要官去了。结果当然是零。1986年夏天,我去威海参加白钢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大纲座谈会,昌五刚好也在那里召开他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座谈会,遂一起坐车进出。他一下车就不胜感慨地对我说:“你看,我过了60了,副所长当不成了,有什么办法!”我安慰他说:“你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何在乎区区芝麻绿豆官副所长?咱们做一流学问,走遍天下。”昌五没有吭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多少人口称不愿做官,却削尖脑袋、不择手段往上爬,是实足的伪君子,假道学,昌五“以天下为己任”,打上门去要做官,是真君子、真道学。这一真、一假,差别大矣。

岁月不居,“田克思”昌五先生已去世近9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秦史专家,有多种史学专著行世,早有定评。我常常想起这位老大哥,非常怀念当年与他在一起聊天的快乐时光。在当今货真价实的历史学家中,像昌五那样狂放、个性率真者,我再没有见到过第二个,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无边的寂寞、惆怅,涌上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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