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骋: 如果你爱“她”，为“她”做什么就都愿意了
■本报记者 陈菁霞
“译者对原文理解深刻，译笔流畅，文字风格连贯，对诸多典故出处把握精准，将法兰西一位伟大思想家、文学家的灵魂世界完整地呈示在中国读者面前，在完成历代翻译
在前不久首届“傅雷翻译奖”颁奖大会上，马振骋翻译的《蒙田随笔全集》，与另一位译者张祖建翻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之道》，从26家出版社参选的39种图书中胜出，同获该项殊荣。
实际上，马振骋与蒙田的结缘远不是从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蒙田随笔全集》开始的。早在1993年，马振骋就和另外六位译者合译了国内首版的《蒙田随笔全集》三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因为是合译，每位译者的理解不一样，行文风格也不同。此外别的选集版本，都是零零碎碎，比如蒙田论什么什么，只不过是译者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几段选译出来。原来的文章是两万字，翻译出来的可能只有四千字。但译者并不说明这些，这样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以为蒙田的文章就是这样零零碎碎的。正因为此，当200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领导问他有没有兴趣独译全集时，马振骋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次他翻译的《蒙田随笔全集》全书80万字，较之当年译林的合译本少了20万字。精炼、温雅的文字里，不仅再现了四百年前蒙田的博洽和智性，更有译者的风格和特色在其中。
从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的大地》开始，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马振骋翻译了左拉、卢梭、波伏娃、杜拉斯、蒙田、纪德、米兰・昆德拉等人的30多部作品，覆盖了四五百年间的法国文学史。那些喜欢法国文学的读者一说起他的名字，感到格外亲切，在书店淘书时，一册印有“马振骋”的新书在手，总令人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曾经有人誉他“为法语文学而生”，擅长文字功夫的老先生稍做改动，戏称自己“以法语文学为生”。说法不同，但对自己的选择，几十年的努力和坚持，马振骋只有一句话：“如果回过头去重新来过，依然会选择美丽的法语。”
1957年，马振骋从南京大学外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法语专业毕业生。“我这人大脑机能区肯定少了几块，除了语文历史以外，学理科都不开窍”。他就像两度获龚古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罗曼・加里在自传体小说《晨之诺》中说的那样：“像个任何事都做不成的人那样，搞起了文学”。
马振骋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的大地》。那是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他约稿，他选择了《人的大地》，随后还翻译了《小王子》、《夜航》和《空军飞行员》。而翻译生涯始自《人的大地》，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上世纪60年代，一些法国留学生到家里做客，他们在路上看的书，就留下来了。在这些原版书里，就有一本《人的大地》，那时他第一次留意这个古怪的名字――圣埃克苏佩里。
书一开头便是：“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于来自全部的书本。因为土地桀骜不驯。人在跟障碍较量时，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马振骋立刻被吸引了，明白写这样句子的作家有许多话要说。那时，他正处在渴望有好书读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初，华北平原的一个乡野，冬天，窗外是黄土、朔风、灰空、秃树和几排砖头平房，书里则是沙漠、风暴、黑夜、高山和满天星斗。马振骋回忆说，两者的背景如此相似，他看一会儿书，又看一会儿窗外，感觉不到书里书外有40年和几千公里的时空差别。
“好的作品都是改出来的”。马振骋将翻译比作是做工艺品，快不得，需要反反复复的修改。他一贯是这样，人家催的活，绝对不接，哪怕是稿费付得比平时的高些。对于当前社会上对翻译质量的批评，马振骋认为出版方也有一定的责任。出版社总是想拿付钟点工的钱来请大师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稿费基本在千字六十元左右，或者更低，年轻人没办法只好接受，但资深的就不愿意干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翻译质量问题。年轻人没有多少经验和积累，一上来就翻译大部头的经典，水平自然是大打折扣。甚至一些高校的学者自己挂名，让学生翻译，很多出版社因为要赶时间出版，也默许这样的做法。大家形成默契，于是“一起干坏事”。
尽管如此，马振骋说，仍然有一些人在勤勤恳恳地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抱着一种志愿者的心态，或是业余，或是退休之后，都不靠翻译的钱过日子。他希望出版方给予译者应得的荣誉感（如署名），在书稿编校的把关上，多尊重一些译者的意见。
翻译是一件和别人分享快乐的事情。看到很多好的法文书，经自己的劳动转换成中文给更多的读者阅读，很开心。有人曾问马振骋这么多年搞翻译苦不苦？他的回答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觉得苦。“就像爱一个人，你爱她，为她做什么事情就都愿意了。”
张祖建：从钢铁工人到法语翻译家
■本报记者 陈菁霞
2009年12月6日，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两位获奖者张祖建和马振骋分别从美国加州和上海远道赶来受奖。事后，张祖建说起当时一个有趣的场景：当他上台时，台下有学生低语：“怎么又是一个秃头哇！”“唉，他们怎么能理解，海外游子虽无周杰伦之酷，此刻重返北大，心情是难以言传的激动呢”？
张祖建现为美国北加州莱尼学院终身教授兼外语系主任。1984年，他从北大法语系硕士毕业，和所有经历那个动荡年代的人一样，他的人生中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986年，张祖建赴美读博士，自到美国第三天上课堂开始，20多年来，他辗转于美国四个州和法国巴黎的大学之间，以教授法语和汉语为业。因为教学内容多限于基础语，张祖建感觉很不过瘾，而这，也成了他后来从事理论著作翻译的原因之一。
这次因为翻译“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丛书中的《面具之道》而获奖，张祖建感觉很意外。甚至在赶来北京的路上，他还不能确知自己是否得奖的事实。2004年，在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李幼蒸先生的推荐下，张祖建参与《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翻译工作。文集共14本，他独立翻译了其中三本：《结构人类学I-II》和《面具之道》；与人合译《人类学讲演集》；担任《列维-斯特劳斯传》的审校。其中《结构人类学I-II》两卷近90万字，花的工夫最大。按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计划，《面具之道》的翻译原是由另一位译者承担，后来原定译者撂挑子，出版社又着急出齐这套文集，所以请张祖建接手，关键时刻他当了回“救火队员”。书出版时正逢法国大使馆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时间的巧合等因素加起来，张祖建认为自己这次获奖多少有点“阴差阳错”。
“……他知难而进，凭借对语言的高度把握和对知识的深深尊重，很好地传译了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思路，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思维缜密，联想丰富，集知识、分析与文学想象为一体的美妙世界。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在技术层面上为其他译者攻克了不少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借鉴。他被美国的现代氛围包围，却捍卫了法国文明；虽然身处异乡，却保持着对汉语的深深眷恋。”评委会主席董强宣读的这段颁奖词令张祖建有点“受宠若惊”。“也许他们考虑到，我这些年翻译的理论著作加在一起有点价值吧”。
张祖建曾经当过8年钢铁工人。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开始尝试翻译，曾经为首钢和农科院情报所翻译过技术资料。一面要干好工厂的活，翻译常常是在下了夜班以后的业余时间做。回首往事，张祖建并不觉得多么苦，文革期间一大批自学外语，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大都如此，他的情况并非孤例。张祖建翻译理论著作是后来的事，其时他已身在异国。1996年在巴黎高师教书期间，老同事罗?教授邀他参加北大《法兰西思想文库》的工作。由此，张祖建开始了第一本理论著作―――克罗德・海然热的《语言人》（1999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的翻译。
从此，张祖建一发而不可收。这些年，他陆续翻译了罗兰・巴尔特、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徐丹、约翰・迪利等人的多部学术著作，总计约三百万字。张祖建归结做理论翻译的缘由，一是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想用学到的知识为国内文科理论的译介做点贡献，此外是正逢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大潮和朋友们的鼓励引介。
在翻译列维-斯特劳斯、德勒兹和巴尔特作品的过程中，张祖建深切地体会到前者与后两人大为迥异的文风。法国哲学家往往笔走龙蛇，天马行空，“潇洒倒是潇洒，但对于我这种非专业出身，又不愿对不起读者的译者来说，查考起来挺费事的”。但列维-斯特劳斯不同，这位结构主义大师更像一位课堂上的教师，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从不唬人。所以，在原文理解上，张祖建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仅用了三个多月业余时间就完成了《面具之道》的翻译。
“我希望我的译文能够把他的文理文风忠实地展现给读者”。作为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始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一扫学术著作枯燥、呆板的语言方式，以丰富、饱满的新叙述语体，为人类学赋予了诗学的性质。当年《忧郁的热带》甚至令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大为挠头，若非其文体因素，斯特劳斯差一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但更多的学术著作，语言和理论一样艰深。张祖建认为国内这类著作的翻译，在专业术语的理解和转译上有点杂乱。西方语言因为互通性很强，翻译难度比汉西互译要小得多。加上国外往往有基金会和出版社从事独立、完整和专业化的策划和操作，大量的、及时的译介也保证了欧美对彼此思想界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希望国内翻译出版界能够搭建起同样开放、稳定的架构和平台。
至于术语的转译，以及当前国内为很多人所诟病的翻译质量问题，张祖建认为翻译界应当建立畅通的渠道或者平台（例如利用互联网），开展批评和讨论，同时运用有效的经济手段鼓励优秀译品。“如果有专业人士、译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会有助于充分理解和澄清新的概念乃至理论，促进淘汰不恰当的译名和低劣的译作，使好的或更好的译名译作获得普遍接受。此外，为求新而轻易改动约定俗成的译名似乎不是可取的做法，因为名（译法）与实（语义）已经挂钩之后，任意改动会引起混乱。”尽管译者并非都以挣钱为目的，他不认为行政规定稿酬标准和买断式做法有利于全面提高翻译质量。
译事艰难，但其中的快乐也是非经历此境的人所能够体会到的。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张祖建勉励初涉翻译的年轻学子“尽管死磕，必有所获”。而他自己，在匆匆的归国之行后，又投入了异邦忙碌的教学和翻译生活中。“人生有限，学海无涯。今后要加倍努力，为中外文化交流乃至中国文科理论的建设尽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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