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选修过林庚先生的“唐诗研究”课，讲课的具体内容不大记得了，听课笔记更是早已不知何往，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这一纲领却印象极深；他本人那种始终不渝积极向上的少年精神，永远鼓舞着他的弟子们豪迈前行。
于是我给学生讲唐诗的时候，也很喜欢标举“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退居林下以后，课是不开了，仍然偶有年轻人来谈学问，也有人问我这“少年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理解。随便谈谈不宜长篇大论，近日我给他们举出盛唐诗人高适（700~765）的一首《别韦参军》为例，略发其凡：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环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常苦。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於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伤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襟。
高适这首临别赠诗当写于他二十岁入首都长安寻求发展失败归来之后，时间约在开元八、九年（720、721）。这时他“屈指取公卿”的美梦已成泡影；迁居宋州（今河南商丘），躬耕于梁园废墟，过着贫贱的生活，但他对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情绪非常高昂。
古人之所谓“少年”大抵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青年或小青年。这时的高适正是一位“少年”。
年轻人以及不失年轻心态的其他人是不怕挫折的；失败怕什么，这一次不行，咱们下回再来。高适觉得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他们心情开朗，充满了热情和信心。
高适后来有诗句道：“忆昔游京华，自言生羽翼……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托身从畎亩，浪迹初自得”（《酬庞十兵曹》），正可以同《别韦参军》互相发明。高适又有句道：“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失败怕什么，萧索之际，正好用功。高适在客居于宋的那许多年中，主要的生活内容固然包括种田捕鱼以维持生计，更包括读书充电以谋求新的发展――卷土重来，必须做些准备。
青年人总是比较乐观，来日方长，机会还多得很呢；但一定要做好准备，单靠碰运气是根本靠不住的。
高适赠诗的对象韦参军难以确知为何许人。唐代“州郡有录事参军”（《新唐书・百官志》），职级不高，只是一种佐吏，但其中不乏慧眼能识英雄者。诗人得到他不少帮助。他们一起弹棋击筑，纵酒高歌，过了一段惬意的生活。唐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论其为布衣还是下层官吏，总有这么一种豁达浪漫的劲头。从“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两句看去，韦参军经济上对诗人多有资助，很够朋友。尽量接济穷朋友正是盛唐时代的优良风气之一。
诗中“归来洛阳无负郭”一句表明高适是东都洛阳人。高适的籍贯，《旧唐书》本传说是“渤海?（今河北景县）”，但那只是他心目中的祖籍，亦即唐人最为重视的“郡望”；他后来虽然长住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但一向自称客居于此，例如本诗中说“东过梁宋非吾土”，《别孙?》诗题下有自注说“时俱客宋中”。可见他的家乡不在这里。提到洛阳时，用一“归”字，可知他已著籍洛阳。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大城市生活费用总是比较高，于是高适便长期把家安在离洛阳不算很远的商丘。他多次外出漫游，每游至告一段落，就又回到这个根据地来。唐朝的年轻人固然很想到首都（长安、洛阳）去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他们并不一味当“京漂”，而是进退很自如的。就是本来家在首都的人，也可以到外地去谋求发展，这同现在某些青年人牢牢死守着大城市的取向不大一样。天下大得很啊。高适后来远走边境，写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也获得了相当的行政级别，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
诗中的“负郭”一词，令人想起先秦著名游士苏秦说过的一句话：“且使我有雒（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不动产多了，就容易株守家园，过安分守己的平庸日子，失去闯荡江湖谋求远大发展的机会。唯无恒产者没有包袱，反而大有可为。战国时代最活跃的人物正是苏秦一类的游士，他们能量极大；高适对这样的老前辈仰慕之至。没有田产房产未必不是好事。对于那种一味坐吃父母老本的人，也就是今天并不甚罕见的所谓“啃老族”，唐代有作为的青年绝对看不上眼。
诗的最后两句特别充满了青年人的朝气和豪情。建安大诗人曹植有句云：“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忧思成疾?，无乃儿女仁”（《赠白马王彪》）；初唐之杰王勃有句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这里是同样的意思，用七言的句子来表达，显得更加充分、有力。
这首《别韦参军》本诗是高适前期的代表作之一。五、七言兼用，通脱畅达，直抒其情，多胸臆语，最能表现盛唐诗人的少年精神――他们决不因一时的进退得失而消沉，始终积极进取，一团兴高采烈，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们既勇于一往无前，同时也懂得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高适后来果然有了很远大的发展。
贫贱之辈自己要多有豪情，当然社会也要为他们留足发展的空间。在盛唐时代，不同社会层次之间流通的渠道比较顺畅――这正是“盛唐气象”一个重要的条件。
1956年底，林庚先生为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题诗一首，是四句新诗：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这样的心态，林先生一直保持到他九十七岁去世的那一天。心态好，自然就长寿。像这样的“盛唐派”多么可亲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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