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七十载，书祭“自由人”

晚年胡秋原

1988年9月15日,邓颖超和胡秋原在北京重逢

一

他，出生于耕读之家，是胡家的长子，派名“业崇”。

进入武昌大学（现武汉大学）后，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余，似乎觉得自己的原名不够文雅，便重新起了一个文采飞扬的笔名“秋?”。哪知，却弄巧反拙，人们常常将其念成“秋方”。而且，他又觉得笔名缺乏一点阳刚之气。于是，他从唐代诗人王维的《登裴秀才迪小台作》中的“秋原人外闲”与《出塞作》中的“秋日平原好射雕”得到启示，便改“秋?”为“秋原”。白色恐怖时逃沪，他接受陈望道教授的建议，正式用“胡秋原”代替本名了。

笔者第一次知道“胡秋原”这个名字，是鲁迅先生在文艺自由论战时的那篇檄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只不过，那时他是大陆中学教科书上的“反动文人”，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黄陂人。但这位鲁迅笔下的“自由人”，在我脑海里一直难以忘怀。

“故园柳色催南客，春水桃花待北归。”我们首次见面是1988年秋，胡秋原作为台湾资深“立委”公开首访大陆之时。当央视播音员播报新闻时，竟把故乡湖北黄陂（pi）误播成黄“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回来了！像一只北归的雁，掠过海峡，飞抵北京，转道西安等地，飞回武汉黄陂来了。

在他重游其母校前川中学旧址（时为黄陂一中，现为黄陂实验中学）时，笔者前往办事，正好一睹了先生的鹤发童颜风采。记得在座谈会上，学校赠送了他任校长时为首届毕业生的题词：“一须有志，二须有识，三须有恒。”他除回赠其主编的《中华杂志》外，还与校友泼墨交流，欣然题诗一首：

一别校园四十年，

欣看黉宇信倍添；

“勤仁诚勇”当年训，

地隔时移心自联。

前川中学是其父、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审计科长胡康民创办的黄陂第一所中学，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是首任董事长，黄陂末代翰林涂芥庵为名誉校长。胡秋原不仅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抗战胜利后他又回来复校并任校长，还请于右任题写了“勤、仁、诚、勇”的校训（实验中学仍在沿袭）。我也曾在此工作了两个年头，而且我们同是黄陂北乡人，用先生的话说“我们是真正的同乡”，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机缘吧。自此，我们书信、电话联系不断，直至他晚年病重行动不便。

二

他虽然著作等身，达3000万字，但却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学者。读武汉大学时，因遭白色恐怖搜捕而中途转学到复旦大学，后又因家庭发生变故而辍学。接着，他好不容易取得日本早稻田大学官费资格，尚未毕业因发生“九一八”事变，他毅然弃学留沪抗日。

有一次，笔者曾问及胡先生亲历文艺自由论战一事，他说：“九一八后,我在上海以写作为生。在日本侵略中,我站在中国人立场主张抗日。在国共两党战争中,在民族主义文学与普罗共产主义文学之‘政策’的对立中,我站在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主张文艺、思想之自由。”（拙作《胡秋原全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当时的上海文坛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成立，推举沈端先、冯乃超、鲁迅、田汉、钱杏?等为常务委员，先后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等）；一是国民党把持的“民族主义文学”团体。双方唇枪舌剑，让一般作家非杨即墨。

胡秋原不赞成左右两阵营言论两极的论争。他在自己创办的《文化评论》周刊的发刊辞《真理之檄》，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章中，既抨击国民党当局垄断文坛，“侵略文艺”，要求还作家以自由。又批评左联不尊重艺术规律，写作什么要由组织决定，侵犯个人创作自由。他强调，《文化评论》的宗旨是：在政治上抗日，在思想上自由。

客观上讲，胡秋原提出的“文艺自由”论，在理论上和操作上均没有错，作者写什么、怎么写不应受到教条束缚、限制，发表、出版不应受到查禁。但由于左联受到当时国际与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领导人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一直秉承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断然否认中间作家群――“自由人”的存在。因此，左联作家对他进行无情攻击。经过持续一年的论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一锤定音，才纠正左联的左倾关门主义。但胡秋原仍然长期被列入“另类”，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恢复其历史公正。

当胡先生得知周扬在左联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坦承：当年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还常常解决得不恰当，不正确，还有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他感到无比欣慰，还在其创办的《中华杂志》1989年2月号上，发表了陈漱涵的《张闻天・鲁迅・胡秋原――左联时期围绕“文艺自由”问题的一场论辩》一文。他自己也曾撰写了《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台湾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那场载入中国现代文坛史册的论争。

三

自从“破冰之旅”之后，先生与家乡联系多了起来，后学曾给他寄去了改革开放后黄陂编纂的黄陂文史资料，其中有几篇是专门回忆先生及其前川中学轶事。他看后，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专门给家乡写了洋洋万言的亲笔信与文稿。信中既有正面肯定，还以史家的严谨治学精神纠正了多处错误。

当时，一位分管领导答应，拟在《黄陂文史》第五集给予刊载。可是，后来那位领导退休了，且《黄陂文史》改版了。胡先生一等再等，没有消息，他认为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于是，他趁其年届八旬的弟弟胡幼民先生自美国返乡之机，拿着他的亲笔信与文稿，专程到台办与笔者交涉，我这才了解到此事。随后，我用变通的方式，在《黄陂乡音》上连载此文。

1991年，黄陂成立木兰山诗词学会，并准备出版《木兰山楹联集》与《木兰山诗词集》，缘悭一面的学会发起人之一潘安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胡秋原约稿，没想到，胡秋原很快寄来了近作《忆木兰山》一律：

自古地灵人杰出，

千秋传颂木兰诗。

奇峰耸立如剑峰，

巨石嶙峋似卧狮。

朝罄声回诸圣殿，

晚霞光照女神祠。

荆门远望云山外，

铁甲琵琶若个奇。

因他生长于木兰山麓，自幼曾习木兰拳，读书时又专门游览过神奇的木兰山，后来还写下了有关木兰山的诗文。他还给笔者来电，希望提供有关木兰山文物的资料，他要从学术的角度对木兰山进行阐发。于是，我撰写了《胡秋原的木兰情》一文，不仅被多家报刊采用，还在省、市获奖。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台湾研究》杂志之约，笔者写了一篇胡秋原评传《人格・国格・学问》，寄去请他审定。先生不仅从字词句到标点符号进行过细的修改，还给我寄来他的文集与相关图片资料。后来，他准备将拙作收入其文集，只是他“书房零乱，遍寻不得”，又让笔者补寄。

《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在大陆首次出版，笔者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一篇读后感《爱心・忧心・诚心》，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教授专门将样报传真到台湾，胡先生收到后即回电致谢。

先生在弥留之际，嘱咐家属将他生平收藏的万册图书善本赠送给家乡，并将其骨灰安葬于木兰山麓。笔者竭力参与协调，时下已经实现了先生书归故里的遗愿。

四

在一般人看来，胡秋原早年曾参加中国共青团和国民党，后来又退出；中共执政初，他逃到台湾投靠国民党，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又回来谈统一。他是不是一位“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式的人物？我带着这一问题，深入研究了胡先生一贯倡导的“人格、民族与学问三大尊严”和“超越前进论”（超越传统、超越俄化、超越西化前进）的思想，以及他在国家民族的重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义举：当中共主张全民抗日时，他应邀前往莫斯科参与编辑《救国时报》；当中共实行苏联式的左倾路线时，他反对；当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主张时，他以实际行动推动……当蒋介石消极抗日，他毅然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当蒋介石同意抗日时，他立即归来共赴国难；当蒋氏政权与苏联签订断送外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他不顾一切地反对；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提出了“超越论”；当岛内“台独”与“独台”甚嚣尘上时，他左右开弓痛斥歪理邪说……这才发现他万变不离其宗：他是一位超党派的爱国学者。

诚然，他的信仰与我们异同，有些主张与我们相左，但他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难怪邓颖超同志曾称赞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也如是说，胡先生的“超越论”和他“爱中国、爱知识和爱自由”的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都是相通的。他的“三爱”与“三大尊严”，也与我们振兴中华和促进祖国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

五

笔者通过系统研究海峡两岸出版的有关胡秋原先生的自述、文集、论著和传记资料之后，发现大陆没有出版过一部胡秋原传记。在同人的激励下，我便开始撰写自己的第一部文学家传记――胡秋原传。但令文人最难堪的事，莫过于出版。刚开始，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拙作《田长霖传奇》，该社社长、总编在“田传”首发式上，曾公开承诺与笔者再次握手，续出“胡传”。而且我与二位责任编辑是几易其稿，据说总编已经签发了。遗憾的是，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导致出版搁浅。随后，北京与武汉的几家出版商也有意出版，有的还签订了出版合同，而且书稿通过了中央统战部审读，但均因种种原因，前后三年未果。我一度丧失信心，准备打退堂鼓。

可是，每当我闭上眼睛，在撰写此传的过程中，海内外人士的鼎力支持的一件件、一桩桩，不断在眼前浮现：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教授，北京大学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前校长余传韬教授等，先后泼墨题词；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还惠赐了于1988年接待胡先生的赠诗。时年97岁的原十九路军某部政治部主任，且与秋公一起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复旦大学朱伯康教授，收到笔者请求作序函后，在一周内就寄来了序言。岂料，老人未等到拙作出版，已经于2005年7月25日作古了。时年93岁的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不仅亲自作序，还常常与笔者进行电话联系。笔者赴京拜访他时，正值胡先生刚刚仙逝，他不禁哽咽。已是耄耋高龄的“台湾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台湾文化大学教授童启祥先生，不是常常电话交流，就是为笔者充当“信使”，将一封封传真亲自送到胡家。年逾古稀的私立辅仁大学陈华山先生的“网络热线”，则使滔滔海峡变为坦坦通途。笔者又觉得拙作不出版，难以面对各位大家名宿。

好在，此时笔者应邀参加武汉市第五届长篇小说笔会上，我专门请批评家涂怀章教授，古文学家王士毅教授等，对文稿进行审定。同时，还通读了美国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以及传记诗学的开拓者里翁・艾德尔创作的、号称美国当代传记中的经典之作的《詹姆斯传》，收益匪浅。

艾德尔认为，文学传记应采用场面化和故事化的叙事方式，但不允许材料的虚构；应当用弗洛伊德和福尔摩斯相结合的方法，把作者生平同其作品文本互证、互释，探寻传主隐秘的神话；传记家应当同传主实现身份的同一，产生同情性的理解，但要避免移情。

受此启发，我将“胡传”由原来的39万字浓缩为20多万字，并搜集了200余幅图片。试图根据艾德尔的传记理念，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表现传主“耕读传家”、“文章报国”……

好事多磨，几经努力，拙作《胡秋原全传》总算与读者见面了。其中以两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胡秋原参与“文艺自由论战”始末，接着又将其收入《无陂不成镇・名流百年》（长江出版社2009年版）里。我想，这既是对左联成立七十周年的追怀，也是遥祭胡秋原百年华诞的书玫瑰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