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念为先祖父景麟公编书信集，由来已久。当初说与祖父听，他
景麟公晚年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做得最多的就是写信、审稿、推荐等事。四川大学谢谦教授在给我的一通信中说：“我当年读启功先生的博士，推荐书就是老人家写的。我的博士论文，老人家也是评阅专家之一。”“我到北师大攻博，副导师聂石樵教授对我说：‘汤先生才是真正的博导！’”“记得师兄大明当年去杭州，拜见姜亮夫先生，老人家亲书介绍信，那书法那文笔，大明兄和我把玩不已。”对于青年人的来信，景麟公每封都是亲自复的。本来，助手见他忙，每想替复以减轻老师的压力，却屡是被拒。他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一定要亲笔”；“对好学上进的青年，应予以支持和鼓舞。不回信，或让助手代笔，都会使这些青年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响其学习兴趣或学业前途！”如1996年他在给本校范昌灼教授的信中说：我最近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来信，“要求我把你赠我的《散文创作论》转卖给他。因我要留此书为念，舍不得，很为难。现将此信转给你，如手头有书，可否赠他一本？青年人求学心切，似应满足他的需要”（见范先生的《心的驱动》）。对此类信，他人或多不理睬，而八十七岁的他却称许青年人的求学心切，要想法满足其要求。景麟公的习惯，凡未复之信件都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写字台的正前方，只要精力许可，他就会及时作复，多时一天要回五六通。他称“这等于和年轻的朋友谈天”，“也是一种乐趣，我从不把它看作是负担”（见吉云先生《楚辞研究一席谈――访汤炳正先生》）。
在我眼里，景麟公是一位学行并茂的粹然儒者，一生重“礼仪”。他易箦时，我打电话到病房，他说：“我正有话想跟你说，不过今天精力差，改天再说。”时内子孟骞恰在一旁，她说：“爷爷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给你讲呢？”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直犯嘀咕，便接连两天电话打过去，然他都推说改天再谈。到了第四天，他才说：“今天讲吧！再不讲怕没有机会了。”这时，景麟公的声音已弱若游丝，我屏气凝神地听，生怕漏掉了一个字。这是他与我通的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电话。打那以后，景麟公就再也接不了电话了。那么，景麟公在弥留之际要叮嘱我这个孙儿的是什么事要呢？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礼”字。具体到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这类琐碎之事。放下电话，我成了泪人。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这或许是老人家提前给我这个做孙儿的下遗训了。一部《论语》，记载孔子教导爱子孔鲤的，大而言之，不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罢了。光阴倏忽，十年过去了，而景麟公的叮嘱犹在耳畔。我这些年来行走社会，接交友朋恪守的便是这个“礼”。我以之待人，以之衡人，更以之取人。景麟公走后，我一直勉为其难地做着《汤炳正集》的搜集编订工作。于是，便有人说：“令祖父有你这个后人真是他的福气！”我说，这话应该倒过来：“有这样的先祖父，实乃我前世修来的造化！”“玉在山而草木润”，没有景麟公，也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汤某！
景麟公一生到底写过多少通信，我也说不准。不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册《汤炳正书信集》，确实是微薄得可怜。它一共只收景麟公的信二百九十九通，其中最早一通写于1960年10月，是致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的；最晚一通则写于1997年7月住院前夕，是给我们二人的。两者相隔近四十年。受信人中既有不少是名流大师，也有相当部分在当时还是新秀以至尚未公开发表过任何研究成果者。“挂一漏万”，聊备一斑以窥全豹。原因一方面是搜集非易；另一方面则是景麟公百年之后，他的东西竟“合法”地转到与汤家无甚关联的人手上去了。这现象凸现了中国法律软肋！而我现在想再看这些旧物时，只能上互联网或跑旧书店碰“运气”了。且即使是碰上“好运气”，看到的恐也只是“冰山之一角”。真是匪夷所思！所幸我手上还残存一本老人辞世前两年所写的部分书信底稿。真不知魂居九原的景麟公，如果知晓这些事会作何感想？对征集他的书信，我虽不存过大的奢望，但仍乞盼以后哪位有发现，能复印惠寄给我们，以便将来再版时补入。在此，先谢了。因为，我知道还有相当一部分书信散落在各处。景麟公生前，我曾在他书房里读到一通他写给吴则虞先生的长信，现在推想那是一通没有发出的信，而非底稿。因为整通信没有任何涂乙的痕迹，页面干干净净的。我还清楚记得信的内容是述说四九鼎移之后，他们这拨旧知识分子的遭遇。其内容至今对我仍具有震撼力。此信最后何以没有寄走，我想或是其信的内容太过敏感，或是写好后即接到吴先生已去世的讣告。据我推之，此信当写于1977年，是一份研究先祖父生平与学术思想相当重要的文献。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凡景麟公给他人写的信，我们皆照单收入；而给家人尤其是给我们的，因景麟公一再申明这些信都是“随意命笔，未加思考之作”，因此我们只得稍作遴选，其中给我们的就有二十多通没有编进来。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景麟公给我们的信，在我们看来，通通都有价值。就编进来的说，其内容大致有二：一是谈如何做人；二是谈如何读书。后者又包含如何写作、如何治学等问题。写得通俗而精辟，指导性很强。如他告诉我写论文应注意：“（一）最混乱的问题，要从‘条理’上下功夫；（二）最复杂的问题，要从‘简明’上下功夫；（三）最隐晦的问题，要从‘浅显’上下功夫。”信俱在，兹不复词费。以前教育界有种流行的说法，即一个人的成功，途径无外乎：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自名师。这话虽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我因自己是块朽木，迄今了无所成，辜负了景麟公的培养，但这些书信或能有益于后学，若然，便是积德之善举了。这就是我们为何把它公布出来，并戮力编就此书的目的所在。
前人对校书一事，看得特别神圣。景麟公游学北京时，为复扬雄名著《法言》之“旧观”，先是煞费周章，寻觅了当时所能寻到的是书的种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如景麟公听说汪荣宝先生又写了一部关于《法言》的新稿，竟辗转找到了这位高官的住宅；汪先生受其感动，破例将手稿本借给眼前这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小伙子使用），然后他再一字一句地校勘，一丝不苟，纠正前人失误甚多，终成名篇《〈法言〉汪注补正》。此文蒙章太炎先生推许，亲自选载于《制言》杂志上，并写了“按语”加以肯定。又如敦煌卷子中《菩萨蛮》一词，有“且待三更见日头”句，其中“日头”二字，后世的本子多误作“月头”。景麟公的好友――台湾学界泰斗潘重规先生为了弄清真相，竟亲赴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查对原卷。潘先生后来撰文称自己此行共“用去台币一万元”（见潘先生的《敦煌词话・一字万金》）。两位老人家以自己的精神，诠释了何为“书受子之益”。前人对待书籍这种一字不苟的敬畏精神，对我们来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次我们联袂整理这本书信集，生怕出现闪失留下遗憾，故对书稿一校二校，看了N遍。校书之难，算是有所领教矣。难怪大学者钱锺书先生有“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之说，然非亲历者殊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之，我们于书稿虽以虔诚之心而尽力为之，但由于学植肤浅，仍然有些疏忽，乃至差误，幸得有力之教授为之复审。这不啻是我们之幸，更是谢世多年的景麟公之幸。
今天我纵笔草就此小文，略述《汤炳正书信集》（大象出版社即将出版）整理之经过，也是对景麟公百年寿辰的一份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