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鸿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被贾植芳称为“用笔名勾画出来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全史”，在编这本书过程中他与众多现代文学作者（作家）通了数千封信，发现了许多可以写的人和事。这些人事往往是文学界所不晓或忽略的，对于文学史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地方的文学史，这些人事自然有着存在的重要价值，如果不是钦鸿去写，这些人事已成过眼烟云，悄然逝去，会留下永久的缺憾。一部现代文学史缺失一些非主流作家，不为无当；但披沙拣金，发掘出一些不该被遗忘的人和事，自有其可贵之处。对于钦鸿，这些文章是他编撰笔名录的副产品，但这副产品却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发现线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抉择辨析考证，“探明了事实的真相和来龙去脉，从而形诸文字的”，并且他“还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一个‘新’字，即提供给读者的应该是新的内容”。钦鸿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仅要关注知名的大作家，也应重视千千万万活跃于文坛的中小作家乃至文学作品，而因为后者特别容易被人疏忽，因此笔名录如果在这方面下些功夫的话，将大大提高它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对“中小作家乃至文学作品”的研究是《文坛话旧》的一个显著特色。
连冰心都只记得自己亲爱的三弟冰季十七八岁时出版过一本小说集，钦鸿却考证出冰季出版的小说集是两本，一本是沈从文作序的《温柔》，一本是冰心自己作序的《幻醉及其他》。但冰心本人，对序文已毫无印象，对弟弟的创作也不甚了解。钦鸿的文章被编辑寄给冰心，她竟然“披读之余，感极而涕”，对编辑说：“钦鸿同志手里一定有冰季的小说集，我这里已经没有了，他如果肯把冰季的小说集送给我，即便借我一读，也将感激不尽！”冰心的序后来发表在杂志上，冰季的小说则由钦鸿从图书馆复制寄给了冰心。华铃也是被遗忘的现代诗人。他写的新诗《五月》发表在上海《立报》副刊上，陈子展教授加按语说，“此诗可与鲁迅《我的失恋――拟古打油诗》同读”；他在“孤岛”时期和同学办的《文艺》半月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被茅盾称赞为“在重重束缚之下”办了个“颇有精彩”的刊物；他出版了六本诗集，在上海抗战文学史留下“诗人华铃”的名声；李健吾、杨振声、查良钊、郑振铎、戴望舒等都赞许他对新诗创作的贡献。这样一位诗人，现在不但在中国大陆，即使在他定居的澳门也已很少有人知晓了，是钦鸿撰文评介，还为他编辑了诗集《火花集》，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出版。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东北青年作家除了萧红、萧军，应数孟十还了，《鲁迅日记》有八十余次记载到他。他和鲁迅合作翻译果戈理作品，鲁迅为译好《死魂灵》作参考，多方搜求各种版本插图，孟十还在旧书店购得俄版《死魂灵百图》画册，被鲁迅视为珍宝，请他译出序文和题句，以三闲书屋名义刊行于世，而《果戈理选集》因鲁迅的逝世只出版了他们已译出的前两册，孟十还出版了鲁迅鼓励他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发掘这些史料颇费功夫，不是每个研究者都愿意做的，钦鸿的可贵在于他有责任意识，一种保存珍贵史料的自觉，或者说是学者的良知和天职，他认为有些事如不抓紧做以后就很难做了。因此，他往往搁下自己的许多写作计划，把时间和精力耗在这些史料的整理上。这些年，钦鸿编辑出版了《华铃诗文集》、《划破夜空的流星――江村纪念文集》、《文人的另一面》（温梓川著）、《郁达夫别传》（温梓川著）、《范泉纪念集》、《范泉编辑手记》、《范泉文艺论稿》、《范泉晚年书简》等十余种。
钦鸿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兴趣和关注，大约始于他在对去过南洋的现代作家和归侨作家杨骚、郁达夫、巴人、丘士珍、温梓川等人的研究中，涉及许多南洋华文作家的史料和作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融会日益扩大，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结合起来研究，不说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于钦鸿至少是一种新的拓展和挑战，一条更通达而广阔的研究新路。他的《海天集――我看新马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出版后，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评论说这是“中国作家研究马华文学作品的第一本专集，其意义非常重大”，“标志着马中文学在交流上取得了重大收获”。《遥望集――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的出版则使他在东南亚华文文坛声誉更著，因而连连受邀以中国作家身份赴东南亚各国参加学术研讨会，还被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聘为理事。他所编辑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和《香港微型小说选》在世界华文文学界广受关注和好评，收入《文坛话旧》的《1936年至1937年马来亚华侨文化界对鲁迅的纪念》、《1936年泰华文坛纪念鲁迅活动纪实》两文，披露了鲁迅逝世后马华文坛和泰华文坛纪念鲁迅的珍贵史料。当时新加坡三家华文大报均以显著版面发表讣告，新、马许多报纸副刊推出“鲁迅纪念专号”，发表大量文章，高度评价鲁迅的伟大业绩，赞扬鲁迅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和韧性的战斗精神，表示要继承鲁迅遗志斗争到底。槟城纪念会还发起倡议，募集鲁迅纪念基金，成立树人图书馆、树人夜学、鲁迅纪念会等。泰国《华侨日报》则刊登了由36个文化团体、163位文艺作者列名的《我们的哀悼》一文，泰华文化界还在曼谷隆重举行追悼鲁迅的大会。这些史料都是钦鸿检索了大量文献后辑录的。文学研究会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有些会员如许地山、许杰、老舍、王任叔（巴人）等早年都到过马来亚，留下来的一些会员如刘延陵、谭云山等却被中国现代文坛遗忘。刘为著名诗人，谭后来赴印任教，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许多贡献，身在海外仍有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表，在广州出版两本诗集。因许地山的介绍，南洋文坛还有陈少苏、饶百迎和李词佣等人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他们不但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有的还坚持民族气节，在日本占领时期不肯事敌，而遭迫害去世。钦鸿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以前仅着眼于中国大陆的局限，延伸到港、台、澳及东南亚甚至欧美，和世界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及东方文学结合起来观照审视，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中国现代文学固然受到苏俄欧洲文学的重要影响，但同时也对各国文学特别是东南亚文学产生巨大影响，钦鸿的研究不断揭示这一客观现实，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贡献。
钦鸿自认为南通是他的第三故乡，对南通现代文学的研究自然成了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自己说：“这些年来，我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上露过头角的南通作家如李素伯、郑康伯、尤其彬、于一平、顾巴彦、丁图等，对旅居台湾的南通作家如师范、沙漠、邵涧、水晶、张明等，都下过一定的功夫，发掘了不少为人鲜知的资料。”南通小城能发现这一批在现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及青少年时期赴台、后来又在台湾文坛作出成就的作家实属不易，要耗费精力，要有学问根底，更要有责任意识。比如江村，他在重庆演《棠棣之花》中的严仲子，和郭沫若结下友情，郭应他的要求创作《屈原》，他却因身体原因无法出演屈原一角，郭又写《虎符》，请他演信陵君，郭还很欣赏他的诗，在写墓碑“剧人江村之墓”时说，“剧人”应改为“诗人”。曹禺是江村南京戏校的班主任，江村演过周萍（《雷雨》）、方达生（《日出》）、曾文清（《北京人》），乃至数十年后，曹禺说到江村，仍说“不要演就像”，听说要编纪念江村的书，用毛笔题写了“长念早逝诗人江村”。江村和张瑞芳有过很好的合作，张瑞芳用毛笔和钢笔分别抄写了江村的两首诗寄给钦鸿，并在《文汇报》笔会发表长篇纪念文章。又如尤其彬，他与茅盾、丰子恺有过交往，茅盾称他的的篆刻“气韵苍劲”，丰子恺为他的小说集《苓英》作封面画，还赠送他两幅字画。顾仲起曾得到郑振铎的救助，结识茅盾，通过茅盾介绍考入黄浦军校，后来在武汉，茅盾还去看他，创作《幻灭》时还将他作为人物原形，回忆录《我所走过的路》中多次提到他，顾自己也是太阳社重要作家，出版了多本小说集。这些名字一旦和中国文学史上、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意义恐怕不仅仅是拾遗补缺。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倡导“反共抗俄”文学，而师范等人编辑的《野风》杂志，却提出“创造新文艺，发掘新作家”的文学主张，在台湾文坛别树一帜；南通人知道水晶大约是从他一篇采访钱锺书的文章开始，但他的现代派小说创作，在台湾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沙漠、邵涧、杨御龙的小说，朱沉冬的诗，张明（姚葳）的散文随笔，在台湾文坛都占有重要位置。台湾文坛竟然有一批南通籍作家活跃其中，令我们惊讶和欣喜。
钦鸿的研究不仅大大丰富了南通文学史的内容，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下了应该记录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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