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的部分“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一
1977年12月30日，上海火车站一列到站的京沪列车上，下来两个人。冬季的上海，气温和煦，他们脱下在北京穿的防寒棉衣，稍微松了口气，但是脸上凝重的表情却丝毫没有缓和下来。他俩在当时的上海出版界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位是73岁的李俊民，即将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任社长，一位是55岁的宋原放，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出了站，宋原放把一个黑色人造革挎包从肩膀上摘下来，递给了李俊民。两人略事寒暄，即告别回家。
挎包一点儿也不重，里面只有几份文件和换洗的衣服。可是李俊民紧紧抓包的姿势，竟然引起了车站几个小偷的注意，他们偷偷尾随其后，但是不久，他们都绝望地停止了脚步，因为包被抓得太紧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李俊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对他来说，里面的文件比什么都宝贵。
北京开会的最后一天12月26日，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经过几天的讨论，终于在这一天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出面，正式宣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独立。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这一方面是李俊民等人争取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当时的形势使然。自立门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此既不再是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也不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古籍编辑室。会前就已知晓会议主题的李俊民，当时感受更多的不是惊喜而是责任。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就邀上了出版经验丰富的宋原放随行。不得不承认，宋原放的折冲樽俎，确实帮了李俊民很大的忙。
31日是星期六，那时还不是双休日，清晨一大早，李俊民就赶到办公室，召集了几个老编辑，一同来验收他从北京“分家大会”上分来的财产。
薄薄几页纸的文件刚从那个瘪瘪的黑色挎包里取出，大家就争先恐后想接过来一睹为快。最后，文件只好放在桌子上，大家围上来共同观看。几双眼睛牢牢盯在文件上，而上面的内容竟然是――一份书单。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1956年11月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不过只存在了一年多，1958年6月即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负责中华书局在上海联络作者、组稿编辑的工作。当年中华书局著名的二十四史标点本，其中有五史是在上海编辑所完成的。此外，上编所还独立完成了一些项目，主要侧重于古典文学方面。在建社之前，还一度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室存在了一段时间。
1978年1月，回到北京后的李俊民向全体职工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就算成立了。没有鞭炮和鲜花，没有庆典和宴会，也没有专门的揭牌仪式――订制的牌子还在加工厂，一个月后才能取出。出版社成立伊始的日子里，李俊民是在办公室和几个老编辑对那份书单的讨论中度过的。
书单的名字是――“‘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选题计划”。按照会议确定下来的选题思路，这套丛书以著名作家、作品的别集为主，一般是经过整理的旧注本，供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以及一般干部阅读。选题暂定130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家共同负责出版。初步商定，中华书局承担51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53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22种，其余待相互协商确定。1980年以前三家共完成80种（包括修订重版），五年内全部完成。这130种书，只有少数是以前出过的。
李俊民和同事仔细研究了这份书单，大家争相表达意见，献计献策，一直讨论到办公室里的光线逐渐昏暗下去――不是因为太阳落山了，而是吸烟吸得太多了。只好打开窗户，让烟雾散去，才能继续下去。
继之以漫长讨论的是连续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大家逐一清点整理了原中华书局上编所的存稿，重新制订了选题计划。终于在1978年1月23日，形成了以下意见：
一、选目要增删。原选目计划中的司马相如集、王粲集、陆云集、徐陵集等，或原无专集，或分量太少，或文学成就较差，建议删去。《太平广记》、《元曲选》等，因分量太多，不宜列入丛书，也建议删去。新增建安七子集、二晏（殊、几道）集、纳兰性德集等20种。最终把目录调整为120种。
二、重新协商分工。因为有些分给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整理中，要求进行调整。一共有25种书，其中三曹集、陶潜集、苏轼集（王水照新注）可以转归中华，杜甫集的“杜诗仇注已经标点完毕，因中华要出而作罢”。（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报送有关古籍整理分工和规划问题的协议纪要的意见》及附件，以下不标出处的引文均出此）
三、希望这套丛书主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理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文学古籍为主，自粉碎‘四人帮’后，为出版这套丛书，征求选目意见与约稿，已做了一定的工作，在社会上较有影响。”只有确定了这个大方向，“然后再讲我们三家各自承担的种数”。
李俊民将以上意见整理成文，以公函的形式发文给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时已经是腊月十五，年关逼近，大街小巷已经有炮仗声零星响起了。编辑们散去后的办公室虽然不再烟雾弥漫，可是开着的窗户又传进来鞭炮响过之后的火药味道。
三
围绕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占份额多少以及这套书的领军地位，李俊民铢两必较。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一套丛书的分工问题，实际上，李俊民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已经察觉到，这套书实际上关系到该社的出版定位和长远发展，“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出师表》）
要想深入体会李俊民当时的心情，还得看一下时代背景这个大屏幕。1977年12月，全国上下都弥漫着学术复苏的空气，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业得风气之先，亟思有所振作。于是，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即将成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三家出版机构，本着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浪费，更好地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出版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学术文化，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开了这次旨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分茅胙土的北京会议。
会议上确定了三家在古籍整理出版上的分工和规划情况。“根据过去三家的大致分工范围，上海古籍出版社侧重于出版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的选注本为主。中华书局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侧重。在文学方面，今后除列入国家重点规划的几套丛书，应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明确分工以外，可以按照大集中、小自由的原则，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具体分工如下：“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古籍，按照过去分工，以中华书局为主。”“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上马的一些历史古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会要》等，仍归上海继续出版。今后这类历史古籍，上海同意原则上不再继续出版。”“哲学方面的古籍，兵家和名家的仍归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余的统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中，经部、子部属于哲学，子部依照汉朝班固的说法，诸子之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名家列名其中，而兵家尚在九流之外。由此可见，按照这个协议的规定，中华书局凭着老大哥的地位占有整理四部古籍的优势，只有集部的一部分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范围。
对此，李俊民提出了不同意见。关于历史和哲学这两个大门类，上海古籍出版社没有坚持，只是说：“根据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现实，大体讲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文学为主，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古典文学选注本为主，中华书局以史、哲为主”，“《协议纪要》内‘中华书局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侧重’一句，似有语病，建议做些修改”。这个意见措辞委婉，一方面体现了大局为重，另一方面自然也是考虑到自身编辑能力在史、哲方面的欠缺，但是，李俊民鲜明表达了希望中华书局退出古典文学出版领域，把份额全部让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意愿。
以上意见传达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在李俊民的斡旋下，1978年春节刚刚过后不久，三家找了个时间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经过协商调整了原来各自的出版战略，基本上同意了李俊民提出的几点要求。并且，为了加强协作，三家还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随时交换有关的选题计划，互通情报，有问题及时协商，每半年会商一次，取得了良好效果。
博弈的最高境界是“和”，“和”是妥协、平衡与共生。深谙此道的李俊民，把一盘棋做活了！他的棋枰角力，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这套丛书经营30年后，成为该社“出版时间最长、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品图书特色的一套大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走过30年》，《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9日）
四
30年过去了，人民文学、中华和上海古籍这三朵金花各开一枝。人民文学出版社30年来硕果累累。按照当初会议分工的精神，该社面向大众普及，侧重选本，出版有影响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喜欢古典文学的读者无不家有其书。中华书局在1985年完成了自己分得的五十余种之后，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建议，将选题重点侧重在史、哲领域，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则有意避让，之后整整十五年，《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在选题上少有增补。另立门户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和中华书局相区别，把这套丛书更名作《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在五十余种的基础上，日积月累，终于在2009年一口气新增七种，凑成了百种之数。
上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和中华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是同根而生，在文学研究者中享有盛誉，沾溉士林，功在不朽。两家在一些重要选题上虽略有重复，但总体看来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如同是王维集，上海的《王右丞集笺注》是旧注本，中华的《王维集校注》则是新注本；同是李商隐集，上海的《玉溪生诗集笺注》《樊南文集》都是旧注本，中华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则都是新注本；再比如清人注释杜诗的三部大书，中华出了《详注》和《心解》，《镜铨》则归了上海古籍。但是也有个别注本确有胜出之处。如同是阮籍集，上海的《阮籍集》，点校者吸收前人成果，补充佚文佚诗，是目前最为齐备的阮籍诗文集，但是这个本子的考订校勘工作做的比较草率，不少地方只是简单抄撮，没有认真复核，也有不少地方没有用其他版本和类书逐一订正，因此留有不少问题。相较之下，中华的《阮籍集校注》则在校勘上有胜出之处；再如同是点校苏轼的旧注本，中华的《苏轼诗集》采用的是清代王文诰辑注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此书花费王文诰半生精力，用功深邃，收集佚诗巨细靡遗，注释疑难博采众长，经孔凡礼校点后，讹误大减，是苏诗旧注中最好的本子。相较之下，上海的《苏轼诗集合注》采用的是清代冯应榴注本，这个本子在清代苏诗的注家中远不如王文诰注本。
这两大丛书虽享有盛誉，但是还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或校勘欠精，如中华的《乐府诗集》，根据后出的《全唐诗》等校改原文，比较武断；或未能利用最新的辑佚辨伪成果，如上海的《龚自珍全集》，因刊行年代太早（1959年），近年来新发现的龚自珍的佚文佚诗都未补入，虽号全集，已经名不副实；或笺注太少，如上海的《袁宏道集笺校》，往往数首诗不见一句注释；或版本不佳，如上海的《雁门集》，等等，均已为识者所共鉴。此外，元代诗文集太少，上海的一百种书里只收入揭?斯和萨都剌的两个集子。
好在名山剔宝的事业，除了中华、上海古籍和人民文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进来。进入21世纪，整个出版业变动剧烈，各家出版社积极调整出版战略。即使在较为冷清的文学古籍整理领域，也由原先三国轴心重又回归到战国争雄时代。其他怀觚握椠的出版社近年来频频有古典文学整理的精品问世，不仅填补空白（如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就校点了元代五位作家的诗文集），而且普遍趋势是后出转精，集古今研究成果之大成。
中华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选题中断几乎十五年之后，21世纪后不断往这个享有盛誉的丛书里填注新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早已不再是一个专业出版社，如今的出版品种遍及四部之刊、古今之籍。李俊民三十多年前疲精劳神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争来的方寸地，如今已是沃野良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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