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的文学刊物
油画《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于文革时期
文学目标
幼年在四川保育院时，几位老师都对我们讲过鲁迅先生和瞿秋白烈士的故事，教我们读鲁迅先生的《不满》、《恨恨而死》、《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杂文和瞿秋白译的高尔基诗篇《海燕》，许多段落直到熟读会背。鲁迅先生和瞿秋白渐渐成为我最喜爱的中国作家，我决心今后要努力学习和研究他们。
1949年5月嘉兴解放。1950年2月，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部当文书，后来又当文化教员，帮助战士学文化，部队驻上海。当时是供给制，每月发津贴费，战士每月8元，我是班级干部，每月16元。津贴费发下来，我留下三五元寄信和买日用品，其余都用来去旧书摊淘旧书，买回各种鲁迅先生和瞿秋白的书、资料；虹口溧阳路上有一家小书店叫“泥土社”，专卖鲁迅、瞿秋白、茅盾、丁玲、冯雪峰、胡风的书，我喜欢这书店的名字，更喜爱这里的书，所以星期天常去那里淘书。日积月累，几年下来，竟搜集了许多左翼文学作品，工作之余，日夜研读，居然有了不少感想与体会，兴味日浓，乐在其中，从此我更加喜爱30年代左翼文学，更加沉醉其中了。
1955年初，因视力急剧下降，医生说不宜再做部队文化教育工作，于是提前复员，回到嘉兴，在中学当语文老师。这年6月18日是瞿秋白烈士殉难20周年，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小文《瞿秋白是怎样理解高尔基的》（署名荒原），投寄《杭州日报》，竟然在18日这天的副刊“文化生活”上登出，文前还加了一幅很美的瞿秋白木刻头像，我高兴极了。
转眼到了1956年。这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全国各地热烈纪念，报刊发表许多文章，我默默在家也写了几篇，但没有去投稿。
纪念瞿秋白烈士和鲁迅先生的许多文章都谈到了左联及左翼文学，我初步知道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文学运动”，也知道了它的一点历史，从此我就希望更多地了解左联、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胡风、丁玲……我跑图书馆、新华书店，想找几本讲“左联”的书看看，然而没有。于是我突发奇想――自己动手来写一本关于左联的书，而且是工具书：《左联词典》。
打听到许多左联老盟员、老作家还活着，就计划次年（1957年）暑假到北京等地去拜访他们，搜集左联史料。
风雨袭来
1957年暑假快到，上级通知全体教师今年不放假，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帮助党整风”。这年寒假和明年（1958）寒假继续学习，先是“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拔白旗、插红旗”等等，后来是“反右派斗争”，凡是在“整风”中向党员领导提过意见的，大多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我因向本校的党员校长写大字报、提意见，也被目为“思想反动，一贯仇视党”，遭到灭顶之灾――没有戴“右派”帽子，但同“右派”一样，被剥夺教师权利，赶出教师队伍，勒令去“红专钢铁厂”劳动；原来每月44.50元的工资被取消，和“右派”一样只发生活费每月26元。政治上备受歧视，生活上困难重重，不准外出也无法外出，到各地去拜访左联盟员，调查、收集左联史料的计划落空了。
幸亏这时得到两本书，使我能继续学习左联。1960年是左联成立30周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编了一本《左联时期无产阶级文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60）；1961年2月7日是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5位左联作家殉难30周年，丁景唐、瞿光熙编了一本《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根据这两本书提供的索引，我收集了解放后报刊上发表的左联及“左联烈士”的纪念文章，继续自学。
文革10年，我更受到严重迫害，江青一伙把左联和30年代文艺诬蔑为“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左联被彻底否定，谁还敢研究左联？
踏破铁鞋
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又开始学习和研究左联。四处借债到全国各地去寻访劫后余生的左联老人们：一次次地去北京拜访夏衍、阳翰笙、楼适夷、陈荒煤、草明、罗烽、端木蕻良、梅益、胡风的夫人梅志、聂绀弩、张香山、汪金丁、孟昌、许幸之、周而复、刘尊棋、陈辛仁、尹庚、刘春、陈乃昌、方土人、庄启东、谷景生、甘迈、李正文、柳倩、刘雪苇、李之琏、金肇野、秦川、孙慎、袁殊、唐瑜、齐速、杨纤如、韩劲风、刘昭、王阑西、郭达、杨秀怡、何思赓、李长路、朱正明、张文松、郭维城、苏灵扬、王景任、苏凡；去上海拜访夏征农、王尧山、于伶、陈沂、石凌鹤、蔡北华、王丽彦、任钧、李俊民、王若望、陈落、冯契、石啸冲、郑育之、罗竹风、巫省三、龚川琦；去天津拜访方之中、梁斌、高承志；去成都拜访艾芜、沙汀、王蕾嘉；去重庆拜访邱韵铎；去南京拜访臧云远；去武汉拜访碧野；去合肥拜访汪嵛、董曼尼、刘芳松；去西安拜访冯润璋；去咸阳拜访林耶；去济南拜访冯毅之；去四川隆昌县拜访韩巴夫；去保定拜访雷石榆；去石家庄拜访路一；去沈阳拜访马加；去长春拜访王志之、公木；去哈尔滨拜访赵德尊；去桂林拜访林焕平；去广州拜访吴振刚、陈凌霄；去浙江富阳拜访陈大戈；去四川仁寿县伍家坝调查了解1939年牺牲在山东抗日战场上的左联作家伍石夫烈士的情况。北京《文艺报》刊文报道湖南安乡县1930年有“湖南左联”，发起人名叫曾白原，而且是鲁迅先生、李伟森指示他成立这一组织的，我认为大有疑问，于是去安乡县查阅历史档案、寻访证人，又去武汉湖北大学党委，拜访组织部领导，查证该校老师刘某是否确实加入过所谓“湖南左联”之事，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经反复核实，终于查清，当地某些大肆渲染的所谓“曾白原筹备发起组织湖南左联”一事，纯系向壁虚构……总之，在广泛搜集左联史料时，我坚持社会调查、决不想当然，也不偏听偏信、有闻必录；坚持认真分析、多找旁证，力求做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得出客观真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此外还去全国各地访问了许多已故左联盟员的家属子女，了解他们父辈30年代从事左翼文化活动的史料，还访问了一批同时代的知情者（作家、党的工作者等），有的还造访多次，还通信联系，反复查证某些活动，共访问过43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分别写出盟员们在30年代左联时期的小传，以此构成书稿《左联词典》的重点部分，辅以其他的内容，构成全书。《左联词典》出版后，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教师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收到很多来信。
永远感激
我这大半生在新中国度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诬蔑我、整我，对我落井下石，巴不得害死我，我看透了人世的卑鄙与阴毒。而更多的人――有关领导、各方友人，却关心照顾我、鼓励帮助我，令我深感生活的光明与温暖，给我勇气与力量，使我渴望活下去、为人民做点儿什么。在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的日子里，我要记下一串令我永远感激的名字。
范银仙 1966年8月以后的28年，我是浙江嘉兴毛纺总厂第一毛纺厂的三班制工人。要外出调查访问、收集资料。从事研究，首先要有时间，我向车间党支部书记范银仙汇报情况提出请假，她都能理解，大力支持，每次我一提出，她都立即跟车间主任石定邦协调，石主任马上派人来接替我的化料工作，使我能即刻成行；我工资低（每月31元），一个月工资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就得25元，还剩6元，怎么生活？她深感我的困苦，每次我请假，范书记就马上和车间工会主席金悦明商量，主动借给我车旅费、生活费三五百元，让我能过一两个月，我写了借条就能出发。范书记说：“姚辛是为国家工作，又不是为自己，应当算他公出，工资、奖金照发。”于是每月发工资、奖金她都派人送到我儿子手上，使我无后顾之忧，让我安心在外工作。
有一次，总厂某领导认为我经常不上班，下令停发我的工资，我的生活立马发生问题，她把我叫去，立即取出200元钱塞给我，说是她个人的，一定叫我拿去，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请假外出几年，从车间工会经费中借了数千元，因工资低无力偿还，她就和金悦明及分厂工会商量，以困难补助形式一笔勾消了我的借款。后来，金悦明找到我：“姚辛，你已经不欠工会的钱了！”说着，把借条都还给了我。
可以说，多年来，要是没有染整车间支部书记范银仙同志的支持帮助，我就不可能从事左联研究，也就不可能有我的《左联词典》、《左联画史》、《左联史》这几部书的出版。
李旭峥 他是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长，我是一名普通工人，他完全可以不接待我、不和我讨论写作的事。然而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几次去见他，他都耐心听取我的汇报，支持我走出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左联研究。1985年底，我想：每次请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假，请了好几年，却连收集资料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于是我向车间范书记说：我想明年（1986年）请一年假，把所有的事全都完成，回车间来上班。范书记说，这也对，只是要请一年的假，又要算公出、发工资，车间没有这个权，你要到总厂去向X书记请示。我去了，X书记不同意。我就直接去市委宣传部，向李部长请求。他说，你是工人，请一年假外出，要向市经委请假，市经委也有宣传部，你先去向他们汇报一下，看他们态度怎样。我到市经委宣传部去找部长，汇报情况，要求请一年假，出去调查访问。这位部长听了，打着杭州话的官腔说：你这个同志啊，又要请一年假，还要每月工资照发，你们书记不同意，我是你们厂书记，我也不会同意的。大家都每人请一年假，工厂还要不要生产，嗯？！……
听见他的回答，我拂袖而去，又去市委宣传部找李旭峥部长，向他报告市经委宣传部X部长如此答复我的请假要求。李部长立即打电话请来周洪昌市长的秘书周湘林同志（因秘书也接待过我、了解我的情况）。李部长约周秘书一同去市经委，和经委主任、副主任协商我明年请一年假外出的问题。李部长、周秘书一同出面协商，问题当然顺利解决。1986年我一年在外奔波，很忙碌，但很舒心，任务也完成很好。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旭峥部长、周湘林秘书的热心帮助，我的左联研究肯定就会搁浅，甚至夭折，那么，《左联词典》、《左联画史》、《左联史》几部书也都不会有了。
叶辉 《光明日报》记者，从1988年起写了许多文章，宣传左联，支持帮助我出版左联研究专著；多次奔波，呼吁嘉兴有关部门为我落实政策，帮助我解决各种困难。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帮助，我的《左联词典》、《左联画史》、《左联史》就难以出版。我深深感谢他。
此外还有左联老作家夏征农和夫人方尼，聂绀弩和夫人周颖，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乌兰，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红，广东江门市政协副主席侯普生，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武继宗、李峻晨，《团结报》韩宗燕和韩宗京，嘉兴市常务副市长王洪涛，嘉兴市政府建工部长王效?，毛纺总厂厂长范锦文、党委办公室主任沈培根，以及上海的马健、夏弘宁、陈落，广州饶海珠，厦门高迅莹，天津高承志，重庆张正文，北京刘月丽一家，日本的张宗植先生等，30年来，他们都以不同方式鼓励、帮助过我从事左联研究，我永远感激他们、感激那人间的友谊与真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