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早就开始了，但社会体制改革至今还没开始，应该说，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至少15年左右。这么多年偏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都跟不上，这是不行的，一俊遮不了百丑。
●社会建设大致来说应该从三方面切入，首先是社会体制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等。其次是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第三个就是加强社会管理。
陆学艺
陆学艺的头顶已经微秃，一缕头发从脑门横过去，造成“一桥飞架南北”之势。低头倒茶的时候，那缕头发从额头垂下来，泄露了他的沧桑。但他在沙发对面安顿下来，理好头发，露出铮亮的脑门，正襟危坐，侃侃而谈，又回复到那个关心国计民生的学术带头人形象。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到“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再到近十年的“中国社会系列研究报告”三部曲，陆学艺所作的，一直是经世致用之学。作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两届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陆学艺几次强调，他的治学体会只有两条：第一，研究要跟实践相结合；第二，对于大型社会调查和研究，组建一个运行良好的研究团队至关重要。
问：据我所知，您是从理工科转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为什么？您是怎么实现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型的？
陆：我是江苏无锡人。1950年参军当兵，1954年才重新回学校读高二，1956年考取了北京工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专业是激光光学专业。但我的志趣不在这方面，所以第二年便通过加试历史地理，转到了北大哲学系。1962年毕业后就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就一直没有动过。我在这个办公室已经20年了。以前是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现在退休了返聘，给我安了个副所长的名头，嘿嘿。
至于为什么会转行呢？我是农村出生的，看到农民吃不饱饭，心里就不明白。当时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们跟着党走，党又是先进的，1960年为什么还会饿肚子呢？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我一辈子都关心三农问题，一有机会就下乡。参加“四清”工作，一去就是一年多。我研究生一毕业，刚参加工作就文革了，我是积极主动下乡的，因为可以观察研究乡村。我和别的学者不同，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文革可能都被迫中断了，而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一样可以观察社会、研究社会，所以说，我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
问：您近年来以社会结构研究而著称，但在一开始，您的研究专长是农村发展理论，后来才转到社会学研究的，是吗？
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率先改革，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在社科院工作，就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国家的咨询机构，应该对县级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现状进行研究。我做研究，偏好典型调查的方法，或者说“解剖麻雀式”的调查，就想找个地方蹲点调研。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当时社科院院长马洪，还有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支持，我们一商量，选择了山东德州地区的陵县作为试点基地县。当时我担任研究组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还专门下文，任命我为陵县县委副书记。从1983年秋到1986年底，我在那里当了三年多的县委副书记呢。呵呵。如果说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有点认识和发言权的话，都是从这三年蹲点开始打的基础。
那时候我的体会是，搞研究工作，要吃透两头：一头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基本理论，是中央决策的精神，是根本大方向；另一头就是农村、城市发展变化的真实状况。
1986年，我根据在农村基层的感受，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发表之后，在决策层引起的反应不一，有赞成的，也有认为我散布农业悲观论的。我后来又写了几篇关于农业形势争论的文章。
本来我是愿意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做下去，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但1987年2月的时候，组织上任命我当社会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从此，我进入了社会学界。在社会学所，我大量精力用在行政和科研组织工作，另外就是组织中国社会阶层的系列调查研究。
问：是啊，祝贺您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出版，这本书与之前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构成了您的“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系列的三部曲。这三本书是货真价实的“十年磨一剑”。
陆：谢谢，其实后面还有第四本《中国社会阶层关系》，是应用第三本的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阶层关系。你说的没错，这十来年，我就做的这个。整体来说，几个调查研究的人力之多、经费之大、时间之长，可能在国内社会学界甚至社会科学界都是少见的。当然，和国外是不能比的。据我了解的情况，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类似的社会调查每十年就进行一次，这些资料对于帮助决策者了解基本国情、科学决策有很大的作用。
问：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研究吧。
陆：我做的第一个社会阶层研究是1999年初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立项后，我们做了三年，前后参与调研的工作人员有几百人，我们完成了8个县市、2个大型国企、一个乡村社区和一个大学社区的抽样问卷调查、入户访谈，收集了一万多份问卷和近千份访谈记录资料，最后形成了第一个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说起来，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历史很长，毛泽东最早写的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们的国旗上，围绕着中间那颗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星，有四颗小星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经过三大改造，后面两个阶级都消失了，变成了两个阶级（工、农）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
我们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三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十个阶层分成五种社会经济地位（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这种社会阶层划分法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建立在大量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说服力，现在在学界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常常被引用。
就是在做社会阶层的研究时，我们意识到，社会阶层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一直在变迁，在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于是，有了第二个关于中国社会流动的调查研究。我们梳理了当代中国从1949年至今的五次社会流动，分析了十大社会阶层的来源和流向，以及今后各自将如何继续演化。还分析中国社会流动的机制，探讨其需要改革和调整的地方。这个研究历时两年半。
做完社会阶层分析，顺理成章就发展到了社会结构研究。新近出版的第三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2006年开题到完成费时最长，有4年时间。
问：因为社会结构是最复杂也最重要的问题？
陆：是的。社会结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它既是对社会作静态分析的终点，又是动态分析的起点。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说：“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我们平时所谓的社会变迁，就是指的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社会结构调整大大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这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根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认为，中国80%的问题是因为穷，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多数问题就都解决了。30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呢？经济报喜，社会却报忧。以前是蛋糕太小，现在蛋糕做大了，比想象的还要大，但分蛋糕的方法有问题，甚至切蛋糕的人手脚不干净，结果反而意见更大了。不解决好利益分配的问题，以后会导致更大的麻烦。
政府、市场、社会，应该三方面齐头并进。现在的问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社会出了什么问题，都怪政府，有时候也未必公平，但我们把一切事都管起来，不怪你怪谁？所以要分离，社会的事情交给社会自己来处理。现代社会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自己管理自己。在这方面，我们的进展还是太慢。
总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早就开始了，但社会体制改革至今还没开始，应该说，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至少15年左右。这么多年偏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都跟不上，这是不行的，一俊遮不了百丑。正当的发展顺序，当然还是经济建设第一，但接下来，就应该是社会建设，然后是政治建设，最后是文化建设。
所以，中国应该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尽快把社会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快社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这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必然选择。
问：社会建设跟不上，会导致哪些问题？
陆：问题多了。三农问题、住房、医疗、教育，还有，现在产生了很多新词，“群体性事件”什么的，这些都是社会结构问题。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可我们工业化到今天，早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在工厂里干活的还是农民，这怎么说得过去？城市应该如何接纳农民？如何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镇化、城乡一体，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现在一说城市化，就是盖楼房，其实不那么简单。
问：我们应该如何推进社会建设呢？
陆：社会建设的关键和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而目前是中国调整社会结构的关键时期。要调整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大致来说应该从三方面切入，首先是社会体制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等。社会体制改革牵涉面宽，动起来不容易，但必须改。其次是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第三个就是加强社会管理。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是软件，也是生产力。大学、医院、科研机构，还有城市，都需要管理。我们的管理跟不上，在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做的也不够。
问：最后一个问题，请概括一下您的学术理想。
陆：我想这么来说。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进”，社会学是外来的不是本土的，连“社会学”这个名词都是日本翻译后被章太炎引进的。在此之前，我们翻译为“群学”，康梁在广东办学，就讲授过群学。这个引进的工作开始得比较早，但后来中断了，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重新开始。到1980年代，重要的基本概念都引进了。第二阶段，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我们拿过来直接就可以用，但社会科学的东西，比如西方的自由民主，照搬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社会学也一样，我们要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理论框架、甚至概念，来解读中国的实际。到第三阶段，我们还要产生自己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体系，反过来向世界输出。
我这辈子做的只是第二步的工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学研究还是在走第二步。我现在还兼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能做的就是培养研究生投入第二步的工作。我搞了一辈子三农问题，到现在我用人、招研究生，还要求招农村出身的。没有农村生活背景，做不了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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