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教授由衷赞美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君主制，说它是“在当时条件
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时下学校历史教学的标准答案。反封建，就包括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等旧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既然方教授把君主制说得那么好，还反它做什么呢？借方教授的话说，“只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傻子了”。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几乎无人不晓，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是在落后、挨打的痛苦、屈辱中起步的。当列强侵略，国人被迫走出封闭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才一步步艰难地认识到自己整整落后于西方社会一个历史时代。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梁启超说的“新时期”，即五四运动。此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接受。如梁所言，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梁启超在这里说得斩钉截铁，因有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为根据。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显现，北京政府聘请的外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长文，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杨度等一批文人组织“筹安会”，更是别有用心地为君主制大唱赞歌。对此丑行，梁启超拍案而起，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揭露，继之又拒袁世凯重金收买，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并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潜往他的学生蔡锷领兵驻扎地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结果全国纷纷响应，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呜呼哀哉。梁在《异》文中驳斥杨度、古德诺等人说：“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上百年，又如何解释呢？相比杨度等国内文人的投机心态，古德诺还多少有一点学者风度，他当时通过英文《北京宪报》声明，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中国国内学者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简单论断，强调一切应以“条件”为转移。“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古氏的辩解未使他摆脱与帝制丑闻的干系，舆论界讨伐之声不绝，《甲寅》杂志批评道：“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丧独立之良德，隳学者之声名”。愿后来者鉴。
方教授反复批评“要么民主，要么专制”的二分式思维，说要“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但他没有明白地说中国古代君主制究竟是不是专制制度。如果他认为那不是专制制度，得用证据说话，而不能用这种含糊其词的方式说话。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秦以来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为虐神州，至明代达于造极。暴君、昏君行残酷统治，武力争天下血雨腥风，外戚、宦官之祸连连，使百姓生灵涂炭，社会周期性动荡，反复破坏，发展停滞。早在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就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指其违反儒家之民本理念，要害是变“公天下”为“私天下”。方教授称颂明代名相方孝儒不惜以身死维护王位继承制，殊不知方氏思想表面观之有似尊君，骨子里坚持的却是孟子贵民之教。他认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他甚至说“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对人民的反暴君斗争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反对君主专制的论说就更加鲜明。他们抨击秦以后的帝王皆是“视天下为己有”的盗贼，“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坚决否定“君为臣纲”，宣称“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及至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中国进步思想界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本弊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邹容说：“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要救国必须彻底根除“奴隶根性”。梁启超说：“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谭嗣同说，“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名教既立，虽身受荼毒，亦俯首帖耳，无敢呻吟，致人伦失其平等，社会趋于腐败。故今日倘欲变法，非先变三纲五常之名教不可。他提出要使国民精神“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可以说，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主流，它并非如方教授所言，是什么“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觉醒觉悟，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一源流直通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事业。记得30年前，正是黎澍等一批史学家以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檄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我们现在提倡继承传统文化也好，振兴国学也罢，总不能精华与糟粕混淆，黑白与是非颠倒吧？
方教授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一句话里连用两个“特定”，意在强调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中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前面关于君主制的说法一样，方教授所谓“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其时空同样延至当今世界。这种观点，出于一位经常到国外讲学、见多识广的学者之口，着实令人诧异。不错，民主政治的最初形态仅诞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同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准则一样，终于被国际大家庭所普遍接受，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早在191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著名题词。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是高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建立新中国的。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目前有192个成员国（我国既是发起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成员国一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对《宪章》作进一步权威性解释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认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不就是民主政治吗？它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意，怎么能说没有普遍性呢？需要指出，在当代，民主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而不仅仅是具体文化的范畴。以特定文化的概念来偷换基本人权的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的。方教授还说，“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是事实吗？所谓从东亚到南亚，不知是指日本、韩国，抑或中国台湾，还是印度？这些地方民主政治是否成功，应该由当地人民说了算数，别人给他们下结论似乎武断了一点。至于方教授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法官要你死，你不得不亡”拉在一起说事，抹杀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的根本区别，就显得很欠专业了，如果拿这种东西去教学，是会误人子弟的。
方教授在对君主制和民主政治作了一番褒贬之后，亮出了自己的主张：推崇“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作为“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这肯定会吊起他的学生们求知的欲望，遗憾的是，方教授就此打住了，没有做深入、展开的说明。笔者只好再请教几问：这种“儒家式的贤能政治”要不要权力制约？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果要的话，它与民主政治有何区别？如果不要的话，它又如何“贤能”？韩昌黎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还请方教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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