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星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儿童文学家，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已是进入当代儿童文学史的人物了。算起来，任先生已是八十多的高龄了，但先生似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而是继续创作，长篇小说《婚誓》是老先生的最新作品。一个写作者，年已八旬，还能握笔直书，还敢于挑战长篇小说这样的篇幅，足见其对写作的极度热爱
曾在一篇访谈中，看到先生这样的自述：“我就是每天都在追求，从来没有停顿过。我总希望自己今天写的作品要比过去好一点，或者有一个新的局面。我每天都觉得我有事情要做，很忙。假如我有一天不动笔，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了精神，好像这天白做一天人；如果在写，即使写出来发表不出去，也无所谓，因为总是在努力，自己满意就成。我总是从上午九点半动手，写到十一点半或十二点，天天如此。”这是老辈作家可供吾辈学习和景仰的态度，渗入血液的写作将会成为生命的重要部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就是任先生这样点滴汇聚而成的。
这部小说由于工作的关系，很早就读到了先生的电子稿。那是老先生一字一字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八旬老作家所费的功夫非年轻读者能够理解。第一遍读出来的是一个纠结的爱情小说，满篇文字读来简约淡然，却又情意浓浓，偶尔夹杂些许忧愁和伤感。正如小说卷首语说到：“已经是一个为女人吃尽了苦头的人，我心里却像有鬼似的，还是会毫无道理地想念着她们，想念着早和我生离死别的一个个已成过往的女孩子，使我自己也无法理解这该是怎么一回事。”主人公好比一个宝二爷，总能遇见许多的姑娘，如小表姐、苑春等荡起他的心中涟漪。爱情多以美好开始，又以伤感结束。在文风上，倒有沈从文写《边城》一样的淡然，归于简简单单的神韵。尤其是小说中塑造了一些饱满的女孩形象，如健康纯朴的阿四、热情活泼的张美凤，在老先生了得的小说笔力下，呼之欲出，可感可触。阅读爱情小说的速度总是很快的，小说中的深意未能体会。后来见过先生几面，老先生总是笑呵呵，和蔼得很，只是自觉是晚辈，到底没有贸然请问，为何要写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否有什么别的考虑和意义。
小说作为上海作协推出的老作家文丛中的一部出版了单行本。我们都知道，谈论长篇小说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说故事设置，分析叙事安排，剖析结构安排，也可以细细赏析作者的独特语言，这都是解读小说的切口，都可以引出长长短短的文字。不过，面对任先生的长篇小说，面对一个写作了一甲子的老作家，面对一个历经八十多年不平凡生活的作家，讨论写作技巧如何高明，已不足以概括先生的追求了。何况从文本技巧而言，任先生已无意设置任何阅读障碍，也无意玩弄所谓的先锋技巧。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如此严谨的对写作爱如生命的老作家，不会写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的，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写一个自传的，先生是不是想有所表达？如果有，那是什么？这种阅读方式，就像破译密码，你知道对手的等级和水平，自然就不会纠缠于简单的粗浅技巧，而会深入寻找故事背后的故事。事实上，往往高明的小说家写到最后，文风会越发自然，文字也越发平淡，不加刻意雕琢，一任随心所欲了。回到《婚誓》，先生在诸多爱情故事背后的主题才是读者需要关注的内容，隐藏在文字中间的思想，或者说是故事之外的声音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次历史时代年份，或者政治运动的名号，这是解读小说的一把新钥匙。作为一本用自叙方式进行叙事的小说，《婚誓》里的年代标识可以成为作者寄予心声的暗堡。不同的年代，会发生不同的故事，也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庸俗爱情主题可以不管社会现实只管郎情妾意，但真实的爱情，必定会染上一个时代的独特烙印，或被成全，或被毁灭。当社会处于非正常状态时，被毁灭的概率很大。在这本小说当中，原因就藏在作者似有意无意表明的时代年份。建国前，落后的社会访客医术，有日本侵华战争，封建遗留的妻妾体制。建国后，每一次政治运动，特殊的婚姻政策，经济发展后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都是种种非正常状态。《婚誓》里的爱情都以悲剧结尾，恐怕不是作者故意为之，以诱惑读者的眼泪，而是作者无法回避，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今天，女性遭遇的悲剧和社会本身的问题息息相关。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任大星先生在小说中通过种种爱情悲剧，将原本美好的爱情故事一个一个毁灭给读者看，将女性的情感困境血淋淋地展示给读者看。
或许有读者会质疑，老先生是不是太残忍了，为何每段感情最后都归为尘土，没有团圆的结局，尤其是习惯表现美好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家这样做，会不会违背了作家的写作初衷。其实，渴望美好和展示悲剧，归入最后，都是对善良的默默认可。这是时代的悲剧，不是一个老作家所能虚构的，只是任大星先生八十多年的生活阅历，亲历了历史的种种异常，唯一所能表现的就是用真实的态度和历史来虚构小说，这种虚构是提炼。作者试图在构建一个关于近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话题，女性的幸福被太多身外的东西限制，至于爱情，几乎就是一个寓言，一个真童话，有很好的开局，没有很好的结局。
《婚誓》，任大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