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康慨报道 在恶毒评论事发两周，以及太太出面认罪一周后，英国著名的俄苏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Figes）终于公开承认，在亚马逊
受到攻击的历史学家包括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谢伟思（RobertService）、前牛津大学教员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Polonsky）和传记作家凯特・萨默斯凯尔（KateSummerscale）。在过往数年内，一位署名“史学家”的亚马逊读者接连对上述学者的作品写下恶毒评语，如“晦涩”、“做作”、“极其糟糕”，以至于“垃圾”，受攻击者轻易通过“史学家”的注册名“奥兰多-伯贝克”怀疑到费吉斯头上。在经历百般抵抗，并连续发出含有强烈威胁语言的律师函后，费吉斯突于本月中旬通过律师宣布，此事系费太太、领英国大律师衔的剑桥大学资深法律讲师斯蒂芬妮・帕尔默所为。然而波隆斯基博士并不买账，决意通过法律手段追击到底。经过一周煎熬，费教授终于无条件缴械。
“我对在亚马逊张贴匿名评论一事负全责。”费吉斯在上周五发表的声明中说，“我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我全心全意向所有相关者道歉。”他特别向自己的太太、律师以及谢伟思教授、波隆斯基博士和萨默斯凯尔女士致歉。
他还表示，丑闻使他察觉自己染病。“我对我的行为感到羞耻，也完全不能理解我当时的所作所为。”他说，“这是愚蠢的―――有些评论我现在看来是出于心胸狭隘，但它们无意伤人。此次危机已经暴露出某些健康问题，我这样说，更多是为了解释而非申辩。我现在需要些时间，以求在医疗帮助下反省所为之事及其后果。”
他承认，在亚马逊书评曝光并受到同行诘问后，他感到恐慌，并向太太求助。费太太同意替他承担污名。“我太太忠心耿耿，试图救我，保护我们的家庭。那是在强烈的压力之下，她担心我的健康。我欠她一个毫无保留的道歉。”
费吉斯的律师大卫・普莱斯也因此事砸了牌子，尽管他在上周五表示受到误导。“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或者说我试图相信，当事人告诉我的都是事实。”他说。谢教授曾经很害怕
谢伟思教授当天即以《费吉斯之耻》为题投书《卫报》，指责费教授为人太不地道：一方面大声嚷嚷着与己无关，另一方面又悄悄地给谢教授大发威胁性的公函，加上各国的苏联史学者发来的声援电子邮件，搞得他近两个礼拜都不得安生，睡也没睡好，音乐会也没听好，正在写的“一本关于俄国革命期间谍与政委的书”更是大受影响。太太扔下他去上瑜伽课了，而由于“冰岛的错”，大女儿也被困在马德里，无法回来安慰他。
谢教授说，他很难相信是斯蒂芬妮・帕尔默所为，“我认识的人中也几乎无人相信。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是费吉斯本人，却被他和他那些律师信吓坏了。”谢伟思写道，“我一度就快投降了，因为我没有费吉斯那样的财力。”英国既有著名的倾向原告的诽谤法，又有毒笔肆虐的电子媒体，“对我而言，”他说，“我们文化中这两大特色就像毒草（viciousweed）一样相互缠绕。法律改革已迫在眉睫”。
当费先生投降的消息传来，谢教授也为浪费掉的两周时间、金钱和精力感到惋惜。“以历史研究谋生是一大乐趣和至高享受。”他说，“俄国人对两件事极为看重：诗和史（我想起了，还有冰球。）我很幸运，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其中一件事，比起我们这些凡事都讲法律的国民，俄国人更明白好诗有益于人。另一件事是，背地里作践人和用法律文书秘密地干脏活是可耻的。”波女士不相信是斯大林的错
波隆斯基博士也在4月25日的《星期日邮报》撰文，透露费吉斯的公关顾问曾电告她，费教授在写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之私人生活》一书时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状。波女士说，费吉斯目前已向伯贝克学院告假病休，但我们是否该把他视作“斯大林的另一个牺牲品”呢？
波女士重提当初看到恶评时的震惊：“那个评论者只给了我的书一颗星。在亚马逊上，一颗星代表‘我恨它’。”
她看到网上这段评论：“很显然，波隆斯基可不像吹捧广告里说的那样，是个学者，她只是个外国律师的老婆。”波女士的丈夫马克果然是有英美双重国籍的律师，于是她把他叫进了书房，指着屏幕对他说：“看啊，费吉斯在亚马逊上写了我的匿名评论。”
“我立刻就知道是他。”波女士说，“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这一点。”她点击“史学家”的名字，看到此人的所有评论，再进一步发现其注册名“奥兰多-伯贝克”。“他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太让我吃惊了。”波女士说。
谢伟思看到这些评论后十分生气。在后来的追查过程中，他始终是波女士的“同志”，后者现在已经亲切地叫他“鲍勃”了。波女士说，鲍勃转发评论给英国和海外31位知名俄苏史学家的举动很可能毁了自己，“他不知道费吉斯在声名悬于一线时会有多么危险。”
在费吉斯发出法律威胁后，鲍勃怕了。“除非我们能提出证据，”波女士写道，“否则一旦事情发展到诽谤诉讼，鲍勃和他太太阿黛尔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波女士不怕，她相信以暴制暴（Firemustbefoughtwithfire），遂找律师，开始正面迎战。此时谢伟思收到了从美国匿名发来的弹药：有人顺着“史学家”（即“奥兰多-伯贝克”）2001年在亚马逊上的购买记录，查出了其邮送目的地，正是费吉斯在剑桥的地址。费教授挺不住了，波女士说，他抬出太太做“人肉盾牌……谎言变成了公众事件。”
尽管她同情无助的费太太，律师也不愿对女性下手，波女士却一心求得真相。她一方面私下致函费太太，称无意伤害她及其家庭，力促她出面澄清，另一方面，她的律师也在第二天重燃战斗“激情”，对费吉斯夫妇发射了“大雨般的炮火”。
波女士说：“那是艰难的一周。”幸得鲍勃・谢伟思在背后给波女士打气，帮她鼓足干劲。“战斗打到这份上，”她写道，“已经不是斗智，而是意志的较量。”
她不知道上周四午夜费家发生了什么，但费太太给她回信，感谢她的来函。第二天，费吉斯即声明投降。
“他人的内在人生总是难解之谜。”波博士总结道，“尽管我对奥兰多・费吉斯的了解多过我之所愿，我却不能厘清他的行为。我也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罪行。数百万无辜者的精神健康毁于斯大林。但在我看来，无论其公关顾问怎么说，奥兰多・费吉斯都不是其中一员。”英国人为何怕吃诽谤官司
本报也不相信费教授以妻代罪的前一份声明，在我们上期的报道《太太万岁！太太该死！》的最后，我们宁愿哀叹一句“可怜的太太”，并且通篇不曾用“他”或“她”指代犯事的“史学家”。我们对英国众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的小心谨慎印象深刻，因为公认该国法庭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名流和富豪起诉媒体诽谤的天堂。本报2008年曾报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度发表报告，警告这种“诽谤旅游”可能给言论自由造成的负面影响。报告称，英国的诽谤法律限制了媒体基于严肃的公众利益而刊发批评性报道，并影响到学者和新闻人出版著作的能力。
俄罗斯商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美国女演员卡梅隆・迪亚斯和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近年均曾在英国提起诽谤诉讼，分别控告三份美国报刊：《福布斯》、《全国问询者报》和《名利场》，皆获胜诉。
在“史学家”丑闻中，费吉斯一度嚣张，而谢伟思等人害怕并退缩的原因，就在于官司一旦上身，后者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此前，在致31位历史学家的群发电邮里，谢教授曾严厉谴责了那种“以旧式苏联风格发起的令人厌恶的人身攻击”，并说：“戈尔巴乔夫曾在苏联禁止使用anonimki（匿名信）来把人批倒批臭，而现在这种污秽的行为在此地也已生出了新芽。”
对受攻击的学者们来说，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带来安慰。波隆斯基女士告诉《每日邮报》的理查德・凯，她遭到费吉斯恶评的作品《莫洛托夫的魔灯》销量大涨。
“它一度在亚马逊的畅销书榜上进了前500,后来掉到大约第1600位，现在又回到前500了。”她说。
谢教授则在《卫报》的文章中说，他还不知道此事对所著托洛茨基传记销量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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