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诗人羊子为自己的民族书写了一座诗的丰碑。
在这之前，知道羊子的人更多的是因为那首在祖国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的《神奇的九寨》，那是羊子作词的歌曲，也是羊子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创作。客观地说，羊子的诗远没有这首歌词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所以羊子在诗人的队伍里几乎是陌生的。尽管写诗时间也很长了，但
最早知道羊子《汶川羌》这部长诗，是阿来告诉我的。阿来说，“羊子在写一个大东西，写羌的，你关心一下，让他好好弄，能够弄出个好作品”。这是地震以后，那年的岁末。我看到《汶川羌》是在5・12一年以后，羊子带着他的第二稿来到我的办公室，怯生生地，把厚厚一摞诗稿放在我的桌上。那一次，我们聊了些与诗无关的话题，羊子坐了一会便告辞了。我没有挽留羊子，我还没看稿，没有发言权。但是临走我使劲握了羊子的手说，我相信你。其实我是相信阿来的判断。
又是一年了。这一年，《汶川羌》几易其稿，从原来的近六千行到现在的三千多行，我可以说，亲历了一部优秀作品从坯胎到出生的全过程，亲历了一个还相对稚嫩的诗人一步步走向成熟、成为中国诗坛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全过程。我以为，《汶川羌》无疑是中国长诗的一个重要的收获，羊子以自己优秀的诗歌为自己的民族树碑立传，羊子也因为自己的民族而生动、而成为这个民族杰出的歌者，让自己站成一个民族的文学标杆。
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流传千百年的史诗。羌民族和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一样，也有《羌戈大战》、《木姐珠与斗安珠》、《泽其格布》这样口口相传的史诗成为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说，即使这三部史诗以我们对史诗概念的传统经验予以认证的话，那么，经历了几千年从强到弱演变的羌民族，更加迫切地需要以当代羌人的视野和思考把自己的民族重新书写在中华文明史上。
汶川的羊子是羌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羊子的骨子里就埋伏着这份“野心”，他是这个民族当之无愧的歌手，他一直企图以诗歌为自己的民族重新书写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汶川羌》是羊子为自己民族的苦难和创伤、坚韧与顽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书写的一部当代具有史诗意义的鸿篇巨制。与前面谈到的羌民族几部史诗比较，他没有遵循传统的史诗概念，依靠某个传说或者神话去讲述一个故事，没有有条不紊地去梳理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而是大开大合，以自己对本民族的认知和血脉的认同，以自己的洞察和感受，把自己民族的生命原色、生存状态以及梦想和希望呈现出来。羊子的呈现具有强烈地质感，嘹亮、宏阔，粗砺、尖锐，有时还带着他刻意的含混和固执。他是在用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之躯在为自己古老的民族画像。“羊，野性的生长，/穿过森林和山冈的一块块绿地，自由而自然，抒情，/与祖先的情感和思想在一起，浩浩荡荡，安安心心，此起彼伏，完成与人的交会。/羌――羊人相生。”（《羊的密码》）这是诗人羊子在写自己的民族，也是诗人自己的自画像。
《汶川羌》摒弃了“史诗”传统概念中那些“神出鬼没”的元素，直接抒情在生活的原汁原味中。与传统史诗不同的是，诗人不是一个“说书人”，不是在那里讲述、不是旁观，而是把“我”直接带入，甚至主观、固执地把自己民族的心迹和盘托出――“因为你，我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内心划过慌乱的星辰。/因为你这千古的谜语，无法释怀的黑色咏叹！/羌笛。日夜倾诉人类情感的另类巅峰，/我知道不吐不快，羌笛。/把世上最彻底的绝望都吹放出来。”(《神鼓与羌笛》)这是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这是一个顽强生长的民族，这是一个隐忍、神性，一个万劫能复、能够释放所有痛苦，与阳光一起站在云朵上的民族。
尽管如此，诗人羊子是清醒的，他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味地把自己的民族说得天花乱坠，没有肤浅地让自己的民族几千年来还沿袭、或者还保留的某些痼疾开出花朵，而是对自己民族以及族群生存状态进行深刻地反思。在《族群的火焰》中，他毫无保留地撕开自己民族的衣襟，亮出疤痕、甚至是难看的胎记。
我相信羊子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是不会平静的，必定有切肤之痛。痛缘于爱得太深。一个人必须是有了真爱，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痛。尽管叙述是冷调的，但我们完全能够看见此刻羊子内心汹涌的波涛。我以为，诗人面对生活原生态的这种正视和警惕，诗人觉悟羌家园的江与山、风与雨、草与木、捧出的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有这一颗心，才使得《汶川羌》如此浩荡、如此厚重。
羊子是21世纪的羌民族的后裔，羊子的文化储备和视野决定了《汶川羌》的品质和高度。一个族人书写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如果只限于对本民族的自恋、自艾，或者始终在自己本民族的话语里纠结，那么这样的写作无疑是无功而返，甚至是危险的。《汶川羌》几乎呈现了所有的羌文化元素，把这个民族书写得淋漓尽致，血肉饱满。并且，羊子这一代新新羌人在吸收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的同时，已经开始大量汲取外民族的营养，这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自觉，也是羌的后裔以及羌民族更加辉煌展示自己所必须进行的努力。
我相信有了这样的滋补，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意义都将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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