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是现代文史创作研究的一代大家。同时，施蛰存还是一至性至情之人，对相交的朋友，他总是牵记于心，历久不忘。这朋友中，丁玲可算是一个著例。
一
其实，从交往的程度看，施蛰存与丁玲的关系并不算深。
1923年，上海大学开始兼收女生，但女生入学
1988年，《新文学史料》二期刊出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其中谈到当时在上海大学的情况：“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
说到当时丁玲的“傲气”，施蛰存到晚年还有记忆。由于女生少，上课时，男生总是先进教室，而将前面两三排给女生留出。女生总是最后鱼贯而入，“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施蛰存与戴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和其他女生背后，但同学半年多，大都只能看见背影。想看个正面，还得在老师发讲义时。一叠讲义放在第一排女生桌上，让其后传，这样才能照面，那真是“惊鸿一瞥”。其他，包括课外，囿于当时社会风习，男女生之间就没有什么交往了。
就连这样有限的同学关系，时间也很短，不过半年多一点。之后，丁玲去往北京求学，施蛰存则在上海开始了小说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
在这段期间，丁玲也在北京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梦珂》及其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极大的名声。她的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上海的杂志，这使她与爱人胡也频对去上海发展充满期待。1928年春，他们一同来到了上海。这样，施蛰存与丁玲又有了交往。
当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女士结婚。戴望舒、杜衡、刘呐鸥这些老朋友不用说，沈从文、叶圣陶、冯雪峰也参加了他的婚礼。作为同学的丁玲，也与胡也频一起出席庆贺。
在这段时间，施蛰存编辑过当时颇有影响的《现代》杂志，丁玲在上面发表过小说；后来施蛰存编辑《文艺风景》杂志，发表过丁玲写给胡也频的三封信。丁玲在她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上，也刊登施蛰存、戴望舒这些老同学的文章。在当时，文艺观念上有些分歧，并不很影响文章的发表。他们的友谊，在这段时间得到增强。
二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过了四、五天，文艺界大都知道了消息，但却都保持沉默，不做报道。这与当时政治上的黑暗及高压大有关系。
当时，施蛰存还在编辑《现代》杂志。将于6月1日出版的三卷二期，已经开始了第三校。施蛰存为了将这一暴行公告天下，便在最后一页的“编者缀语”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话说得很有分寸，但看得出为了使文章能够刊出，施蛰存是竭力压低了愤怒的情绪的。
该期《现代》上，有一篇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施蛰存便以此生发，在前一段话的后面，加了这样一段：
“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意本期的法国通信……”
这段话，与丁玲被捕消息搁在一起，用中国古代成语来表达，应该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这是当时最早披露丁玲被捕消息的中文报刊。施蛰存，这位后来被视为“第三种人文学”的代表，不算很“赤色”的作家、编辑，在这样的时候，却最早挺身而出，为一个作家的无故被绑架表达愤怒。
接下的一期《现代》杂志，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鉴于当时繁复的形势和纷乱的消息，施蛰存又写了几句图版说明：
“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现代》杂志勇敢披露丁玲被捕的消息，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反响。后来一度传来丁玲已遭杀害的消息，读者便纷纷致函《现代》，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和作品，还要求《现代》出追悼丁玲专号……施蛰存在读者来信中选出两封，并附以编者答复：
“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
这样的表达虽然不过分激烈，但几十年后看来，恰恰是一种更为坚韧，更为长久的努力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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