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学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领域，因为其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近年来愈加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胡适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言“西人之治汉学者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其言确矣。
如果要追溯域外汉学的源头，就必须要回到中西初识的原点，回到大航海时代，
当代汉学研究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上急需一个新的解读历史的途径，即试图打通“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通常认为，这两个方面是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两个历史事件。事实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隶属于欧洲早期汉学这一整体的。正是由于中学与西学两方面的贡献，明末来华传教士的领军人物利玛窦才成为了西方汉学的奠基人，他的汉学成就不仅仅在于一部用拉丁文写成的《中国札记》，还有他用中文撰写的20多部著作，例如著名的《天主实义》、《交友论》等。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和西文论著不仅是欧洲汉学的基础文献，同时，这些论著中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史料，也为今天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原始材料。由此，当年梁公所倡导的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才开始有了一个真实的切入点。
中西两大文明的碰撞必然带来相互的对话与交流。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孟德卫（DavidE.Mun鄄gello）在其代表作《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中所指明的那样，在1500年到1800年的这三百年间，正是全球化初始的开端，中国与西方对彼此都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在一个较为平等、宽容的状态下展开对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对方。如果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与孟德卫的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两者都把对传教士的研究放入中西文化互动中进行把握，只不过孟德卫教授主要关注传教士的西文文献，以此为基础进行汉学的阐释；而张西平教授则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传教士大量被忽略的中文著作上，强调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在后现代的历史观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直接涉及到对西方汉学的理解。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解读17至18世纪的欧洲汉学。张西平教授在书中对这样的做法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对后现代的历史观开始反思。当传教士将中国介绍给欧洲时，引起了欧洲的想象，此时他们眼中的中国多半是从自己的文化需要出发，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一些问题。但这种理论没有区分哪些是真实的知识，哪些是欧洲自己的想象。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中，作者详尽考察了关于中国的知识在17至18世纪向欧洲传播的实际过程，既揭示了传教士从护教的角度对中国报道的曲解，也揭示了传教士汉学向西方读者传递了哪些真实的知识。不可否认，传教士在汉学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研究”，而开始了一种以原始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欧洲了解遥远的东方帝国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因此，作者主张要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既不能只看到知识的真实而忘记产生知识背后的权利，也不能因为了解到知识背后的权利对知识产生的影响而完全否认知识”。
在内容上，作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历史大背景的宏观论述上，而以相当的章节逐一介绍了那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从“明末来华的第一人”罗明坚、“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之利玛窦，到“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卫匡国、“中国儒学西传的功臣”之柏应理，再到“索隐派汉学家的代表”白晋、“传教士优秀的语文学家”马若瑟……这些传教士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著述，在作者笔下一一道来，细细品就，其间还穿插了诸如明清之变、中国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历史史实作为补充和扩展，使得这些人物的研究更为具体和丰满。
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书中为汉学这一领域的后学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学术天地，不仅对数十部珍贵的文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外还介绍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涉华珍籍。在这些著作中，还包括不少作者在意大利梵蒂冈图书馆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的珍贵手稿，例如罗明坚鲜为人知的34首汉文诗，书中全部都抄录了下来，并从西方人汉语学习史的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
这部《欧洲早期汉学史》，不仅仅为我们叙述了早期欧洲汉学形成的历史和中西初识的过程，同时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在运用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汉学研究时如何保持中国的文化自觉。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学的学科领域内，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欧洲早期汉学史》，张西平著，中华书局2009年1月，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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