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在《四十自述》强调人的“文化生命”，它在个人生命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龚鹏程：我们界定一个人，不是看他的自然生命，而是看他的文化生命。人的自然生命，无非生老病死，每个人大同小异，都是动物性的存在，没什么特别可述的。而文化生命，通过立言
读书报：《四十自述》里您还提到一个核心词――“困顿”，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又有新的困顿和困惑了吧？
龚鹏程：所谓文化生命的意义所在，就是生命中有困惑，然后去寻找解答，找出一条路来。这条路不是一悟即了，而是不断有新的困惑。时代在发展，新的环境和机缘不断出现，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出选择、判断，如何抓住这个机来做些事情，这中间就会有很多困惑。于是就不断地寻求解答。我37岁离开陆委会开始办学校，还算成功。现在，我到中国大陆来，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机，传统文化的热潮兴起，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我在这里可以多做一些贡献。
读书报：的确，中国大陆这几年出现了一股国学热。高校领域，像人大创建国学院，清华也恢复了国学院，对此您是什么看法？
龚鹏程：中国大陆国学的复苏，在教育体系里（姑且不说社会上汉服运动一类），还只是初级阶段，谈不上规模，虽然这几所学校动静弄得很大，但实际上能做的事情很少。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学热是由下而上的，上面的东西容易引人注目，因为动起来不容易，但是民间的基础也很重要，我们也不能忽略，像汉服运动、读经活动等。目前，中国大陆国学热很热闹，但毕竟还只是刚开始，乱象甚多，很多国学班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中国大陆各种专家甚多，真正的国学家却几乎没有。所谓君子不器，器就是专业，就是专家。专家和过去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的德行、态度，价值观都不一样。现在开设的各类国学班，显示了社会的需求很大，而学界的力量也还不足以提供全部支持。当前，改善这种局面很困难，因为要动体制，如果仅靠民间和上面一些标志性的单位去做，很难。
读书报：您前些年在台湾创办南华、佛光两所大学，这些经验可资中国大陆借鉴吗？
龚鹏程：我曾开创了十几个新学科，以其中的生死学为例。所谓生死学，就是新时代的哲学，哲学的核心是问生命的意义，当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思考生死问题。但生命的意义不止表现在哲学上，还表现在文学与艺术上。生死学对社会又有实用的功能，可以用在医学和护理上，对那些要自杀的人，也提供了精神上的抚慰。所以，它可以延伸到社会服务、社会体系中去。同时，它可以具体地改造台湾的殡葬业，改造它们的习惯和仪式等，我们还应殡仪社的要求，开了这方面的培训班，我自己也动手写了《市民通用丧葬手册》，具体指导丧葬礼仪的操作等。
再比如非盈利事业管理。过去管理学只有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两块，但许多机构并不能当衙门或店铺去管理，例如教育就当是公益的，是对后代的责任，不应该收费。但实际不然，越有钱的人越可以得到更好的资源，医院也是有病无钱莫进来。我建立非盈利事业管理学系，就是试图为教育系统开发出一种新的思路，诸如此类，我用传统教育的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重新磨合，开创出一个新的教育模式，这个新的模式也刺激整个教育体制的变化，这方面，内地现在还远远达不到。但我们也不能说，体制如此，那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到可以做的东西，慢慢往前走。
读书报：在您看来，国学教育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龚鹏程：在于它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反叛。现代教育革了传统教育的命。国学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复兴国学，而是改造现代社会。复古的目的是创新，是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来解决，帮助我们进行现代社会的改造。假如我们要深化国学运动的话，应该做的不是去强调传统文化怎么怎么好，而是来讨论现代社会有些什么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它。
读书报：比如？
龚鹏程：很多啊！比如现在的学科分得那么细，传统的知识结构是很丰富的，为什么要走专业路线呢？读书的目的是改造人，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从记忆到考试，考完之后又忘记，这个结构能不能打破呢？能不能设想一下，从学习和人格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来着手？这样国学才能走上正轨。现在这种做法只是到处放烟火，看似五彩缤纷，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
读书报：许倬云先生在新著《许倬云谈话录》中提到“文化危机”，对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价值崩溃”现象很感忧心，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龚鹏程：我前面谈到读书，立言，其实这中间有个问题没有提到，那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文化危机的感觉不是许先生一个人的，而是他们那一辈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感受。我当初上大学进的是外文系，后来转入中文系，选择读中国书，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文化意义的问题，我希望改善现状，或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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