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龚鹏程的工作室在靠近西二环的复兴门大街上一栋写字楼里，处于非常黄金、显贵的地段。等终于在庞大迂回的楼层里找到时，要不是看到一袭
写字间里挂出了“大脑金投资管理公司”的牌子。“这儿是我的书房和工作室，顺便做点事情。”显然，龚鹏程看出了我的困惑，介绍说，过去每年他都主办国学营，以传统书院的路子，开展国学教育。“我这边将来打算扩大来办各种形态的国学活动，本来之前就一直在做，以后想做得更具体一些。”
没有传说中的邪气和狂狷，眼前的龚鹏程，温和，文雅，说话时声音永远是低八度，十足的谦谦君子风范。弟子送茶进来，宜兴紫砂壶配上扇形底座，两只黑色的石杯，一切都那么的精巧雅致。“这是日本绿茶，你喝喝看。”我们的话题从日本的茶说到清酒，再到中国古代的浊酒，终以现代西安的稠酒。而茶和酒，正是文人性情所钟。
在缓缓升起的茶的氤氲中，龚鹏程的脸愈益柔和，在聊起那些人生快意的时刻，不时发出“哈哈”的大笑，年少时的轻狂，中年的苦闷，乃至苦闷后的沉稳，尽在这茶意渐消中，化作云淡风轻。
一生和新学校有缘
龚鹏程刚刚到珠海为香港浸会大学和北师大近年合办的联合国际学院讲课回来。“我和新学校特别有缘，不是自己办，就是参与别人的办校过程。”看看人家创校的思路和做法，他觉得也很有意思。
从1993年开始，数年间，龚鹏程先后创办佛光大学和南华大学，成为台湾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和新学校的“缘分”，则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
小时候，龚鹏程属于天资过人的那类小孩。跟父亲一起在街上卖面时，父亲教他读书、写字，给他打下了很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但聪明的小孩往往顽劣，不肯循规蹈矩，老师对他头疼不已。考初中时，因为临时通知要加考体育，什么前斗翻、后斗翻、爬杆、跳绳之类的，平时从不练习，自然考得很差。
当时，台中市最好的中学是省立一中、二中，往下是市立一中、二中、三中……刚好那年新成立市七中，这样他才得以有学校可读。因为新成立，学校各种设备也不齐全，龚鹏程还记得开学典礼上，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把镰刀在校园里割草。草里面有很多蛇，有一段时间，他和几个同学天天去捉蛇，拿到外面去卖。
数学课上，有一次，老师扔圆规砸他，龚鹏程的数学成绩自此就再也没有好过。但其他科目的成绩有时很好，有时很烂，加上那时候又迷上了打拳，到考高中时，要不是赶上省一中创办分校，他又要没有学校读了。分校设在另一个偏远的小城市，每天早上，龚鹏程要骑半小时的自行车到火车站，再坐将近一小时的火车，下车后再坐半小时的公交车才到学校。因为来回太折腾，龚鹏程想住校，但父母担心儿子在外面学坏，坚决不肯。“本来已经很坏了，一天到晚打拳，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还炼膏药什么的。”说这些时，龚鹏程笑得很开心。
“我小时候很多行为是很不规范的，我对整个的教育体制似乎完全不能接受，双方?格不入”。龚鹏程所说到“不规范”的行为中，包括他小时候在书店偷书。那次，他被罚在书店门口跪了一整晚。
一直以来，他的成绩时好时坏，而且严重偏科。从小到大，经常被学校派出去参加写作、演讲之类的比赛，奖状摆得家里到处都是，但每次考试都考得不好，为此，他用萝卜刻了一枚爸爸的印章，每次学校里要求家长签字的时候，拿出来盖一下，去学校交差。
临到高考时，学校将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合成一个班，集中复习，其他的学生就放任自流，不闹事就行。龚鹏程被划归在“放牛班”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是高考前夕突然决定的电脑阅卷。所有答案要求用2B铅笔涂在答题卡上。因为学校偏僻，老师和学生都没有见过电脑，老师就将涂的地方挖空了，往标准答案上一盖，这一题就显示对了。龚鹏程把所有的选项都涂上，结果阅卷时显示全部正确。他成了全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于1973年进入淡江大学外文系学习。“这件事情很荒谬，但同时又很幸运”，高中时一起打拳的朋友后来很多进了监狱，或是进了特战部队，人生完全不一样了。
“我对所有未知的知识都充满好奇，到后来领域就越来越宽。我从一个贫困少年，养成爱读书的习惯，所以读《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时候，特别有体会。”但同时，体制的荒谬，让龚鹏程一直对教育体系抱着一种思考和反省的态度，等到日后他政途受挫，亲身办教育的时候，才真正有机会来改正它。
君子不器
小时候，龚鹏程家里非常穷，念小学之前，他已经在学校门口摆摊卖鱿鱼丝、泡泡糖一类的小零食，或是跟着父母推着手推车沿街卖早点和面条。贫穷、沉重的生活能将人压垮，但同时，也能够成就和磨炼一个人。回头看这段少年生活，龚鹏程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少经忧患。对他而言，这种生活经验很重要，体会到父亲那一辈人的艰辛，也养成了自己的某种个性。“我后来出来做事，上面的意见我不是很在意，却很看重我下面的人，我喜欢和底层的人站在一起。”
进大学之前，他的书一直念得磕磕碰碰，直到进了淡江大学，龚鹏程才真正像水中的鱼儿一样，在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里自由自在地遨游。淡江大学在台北北边一个近海口的城市，既有欧式建筑，又有渔乡风情，颇有一些华洋杂处的意味。几乎从第一眼开始，龚鹏程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事实上，他此后在这里呆了20年，度过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龚鹏程说，那个地方对他影响很大，可以放肆地读书，对知识的好奇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大一时他注解庄子，注完了去找老师，说，你这个讲义太差了，用我这个吧。没想到老师居然同意，将书稿油印了发给同学们。还有一位老师向校长打报告，为他申请奖学金，大二时做的谢宣城诗的研究就是靠这笔钱来完成的。谈起求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老师，龚鹏程非常感念。
“我对自己不是没有期待的，影响我最大的是我小学时读到的一本《孔子传》。”书的内容很简单，讲的孔子生平。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孔子成为了少年龚鹏程心中的典范。他觉得在心理上和孔子很近，一进大学就写书，在他看来，一是通过书写来整理思绪，另外就是著书立说，可以像孔子那样立言。“我的言说能否影响别人是另外一回事，起码证明我活过了，这就是不朽。”因为读书和想要立言的愿望，龚鹏程非常刻苦，有一段时间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屁股上都化脓流血水了。
如果不是毕业之后担任校长张建邦的秘书，他的一生大概只会在传统文化里转圈圈。其时，张校长在美国念书，思想很新，专心钻研西方后现代思潮，特别重视未来学，翻译了一大批关于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等理论的东西。龚鹏程的工作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替他写文稿，这样的机缘，也使得他大量地接触、吸收了这些以西方学术体系为背景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也正因为此，龚鹏程打通了古今、中外、新旧，知识结构趋于完整，较之以前，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当时他一面在淡江教书，当文学院院长，一面在外面办杂志做出版，龚鹏程的人生原本是丰富和充实的。“可是忽然之间，两岸开放了，这是过去怎么都想不到的事情。”龚鹏程的本事在于及时“当机”。两岸开放后，他是第一个组团来中国大陆办学术研讨会的人，而早在1989年之前，他就多次来中国大陆，和中科院、社科院、北大等学术机构进行合作交流。
1991年至1993年间，龚鹏程出任行政院陆委会文教处处长，负责文化、学术、科技、教育、体育、大众传播等所有交流事务。任上一个重要的工作，是重建了台湾的大陆研究体系。“过去两岸关系对立的时候，所谓大陆研究都是所谓‘匪情研究’，根本就是鬼扯。”他说服教育部，在大学里面成立大陆研究所，理由是大学来办，面向会有所不同，研究人员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包袱。
但更多的时候，龚鹏程受到的是来自上司的怀疑和压制。既然很多事情“推不动”，龚鹏程干脆辞职不干。正好星云法师邀请他去办学校，这样他又回到了原点上。
龚鹏程有些感慨：读书人所谓的经世济民，经世做不下去，还不如回去教书济民。但既然回去从事教育，他想的是对教育体制的改造，“用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结合现代教育，创造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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