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高仁山
著名现代教育家、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先生，于1928年1月15日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所杀害，为李大钊烈士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亦为北大
在先生五周年忌日时，就有人因人们对先烈的“淡然若忘”而惊呼“善忘的中国啊！”（天行：《高仁山先生五年祭》）今天，我们却不仅是“善忘”，而且要“强迫遗忘”。但今天毕竟有我们这些人聚集在这里，这正是表明：历史依然公允而有情，一切为历史的前进，民族、社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都不会泯灭，总要留下印记，并为后人（哪怕是极少数人）所怀念，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有机组成而不朽。今天来到这里缅怀高仁山先生的，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这也是表明，北大没有忘记高先生，他的精神也已经融入了北大精神传统。
我在这里还看到了许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作为一个志愿者，为《高仁山先生文集》的编辑出版，为高先生墓碑的建立，作了大量工作。我们在感激的同时也感到欣慰，这也是表明：先烈的事业，后继有人；高仁山先生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在高仁山写给夫人的《狱中之遗书》里，反复申说：一生中“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一步”，即使在狱中也“对教育事业，未尝一日去怀”，因此，切待后来者“得知予之心志，或可有完成一部分之希望”。（高仁山：《狱中之遗书》）我们今天重读先生的教育论述，也依然感觉到其内在的生命力，确实能够从中获得许多教益与启迪。根据我初步学习的心得，觉得有四个要点，特别值得注意。
高仁山先生在《狱中之遗书》里，特地交代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与追求。他说他和诸同仁创办北大教育系，“其中最重要的主张，系根据科学的方法，从附设实验学校，解决我国教育上实际问题，艺文中学即本斯旨所办”。但他同时又强调：“我终生所要专门研究之学问，为各国之教育制度”，并以最终“创议我国全国之教育制度”为目标。这表明，高仁山先生的教育追求，是有“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与在广泛研究和吸取世界各国教育制度基础上，创议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这两个侧面的。对这两者的关系，研究者有如下阐释：“他一面固努力科学的教育方法的实验，一面更从事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建设：他想由合理的教育制度以推行科学的教育方法，而不是想利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以充实这现行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因为想建设合理的教育制度，所以他着眼于这教育制度所依托的政治和经济。他之所以实地调查教育与实业的关联，他之所以加入政党，都是出发于这超越的眼光。这种超教育而言教育的认识，或者是他招祸的原因：但如果希望中国教育走上合理的轨辙，这种认识是万分必要的”。（天行：《高仁山先生五年祭》）――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到位而深刻的理解。“超教育而言教育”，这正是高仁山先生教育的核心所在，也是他超越于一般的“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家之处。这样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会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参加国民党，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而也正是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今天的问题依然是这样：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辙”的。
其二，就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而言，高仁山先生也强调，必须建立在“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的认识基础上，“把教育当做一种科学的研究”。（高仁山：《郑译〈教育之科学的研究〉》）收入文集里有一篇《教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演说辞，建议每位本书的读者都要好好读一读。你不但会被演说者缜密的论证过程与方法所折服，而且同样会强烈地感到，高先生当年的论述竟是如此地切中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时弊：我们今天也还是“误认教育学是一种教书的方法或技术”，而完全忽略了高仁山先生一再强调的教育学作为“独立成为的一门学问”所必有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当然，我们今天也有高谈“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的“教育家”，但他们绝没有也是高仁山先生一再强调的科学的“试验”、“观察”、“测量”与“实证”，而是一知半解地搬运西方教育学书籍上的教条，完全脱离中国教育的实际和实践。这样，就使得中国现行的不少教育改革的试验与实践，缺乏真正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的支撑，而陷于盲目性或实用主义。与此同时，是对“专以教育为事业的人的培养”的忽略。我曾经说过，这些年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同时把高等师范大学变成综合性大学，这背后的理念就是否认教育是一门科学，否认教育工作是一门专业，而误以为综合大学的学生只要经过教育技术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胜任教师职业。大家不妨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读收入文集的高仁山先生《师范生的责任》的演说。高先生说：“中国教育的不良，也可说是师范教育失败所致”。而我们现在却在削弱以致取消师范教育，这真的不知如何说好了。
其三，高仁山先生的教育实验主要是在艺文中学推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提出的“道尔顿制”教学法――在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一批教育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实验，像我的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的前身东南大学附中也曾是道尔顿制的实验学校。如何评价道尔顿制的得失，是一个专业问题，我们这里不作讨论。我感兴趣的，是高仁山先生进行道尔顿制实验背后的教育理念及其当下意义。高仁山先生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的着眼点是要推行“以‘人’为宗旨”的教育（高仁山：《师范生的责任》），他为艺文中学规定的办学目标，就是要“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参看史建霞：《高仁山》）。他并且具体地指出，道尔顿制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合作，时间预算”（高仁山：《与邱椿先生讨论“评道尔顿制”》）。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自由”，就是要培养学生“自动、自觉、自主之精神”，“自由计划自己的工作”（高仁山：《各科教学总论》），完全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一切都“自己去挑选，去辨别，去评定”，“使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生对于行为知识职业种种方面随时随地的求适应求进步，做一个真能自动及真能自治的人”（高仁山：《对艺文中学学生讲道尔顿制》），这就为学生成为自觉的公民奠定了基础。其二是“合作”，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共同合作”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与责任心（高仁山：《教育上的新运动新方法》），高仁山先生强调：“个人的自治是不够的，健全的公民必须有团体自治能力的训练”（高仁山：《发展自治能力》）。高仁山先生因此将这样的同时强调个体自由与团体合作的教育思想归结为“社会化、人性化两种作用的化合”（高仁山：《各科教学总论》），在我看来，这正是抓住了现代教育的核心：“现代教育的基本任务，不仅要引导学生建构独立的个体人格，而且要培育学生社会性现代公民人格，也就是要促进学生在个体化与个体社会化之间求得平衡发展”（钱理群：《关于“现代教师”的几个基本理念》）。
其四，或许我们也因此愈加感到高仁山先生教育精神的可贵。于是，以下这段评价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
“高先生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他对于教育的忠诚。中国现代智识分子几乎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物；无论什么东西，一到了他们手里，都成为个人谋方便的工具。从教育科学输入以后，它的作用似乎只在于教书拿薪水、编稿抽版税和献议作大官。
“高先生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至少是可以使我们感奋的。他辞去教育行政长官不做，辞去大学校长不做，甚至不顾生计的困乏与身命的危险，而留滞在艺文中学所在地北京（按：这最后导致了他的壮烈牺牲）。在教育界、学术界充斥着政客、流氓与小妇人样的人物的时代，他确是一个傻瓜呢！然而，希望中国得救却不是聪明活泼的人们，而是这些傻瓜啊！”
“教育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众的而不是独占的，高先生已经死（后）的教育者怎样呢？”（天行：《高仁山先生五年祭》）
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依然“充斥着政客、流氓与小妇人样的人物”，依然是“聪明人”多多，“傻子”寥寥。我们也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高仁山先生这样的先辈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还不想放弃理想的“教育者”和知识者该“怎么办”？今天面对这本《文集》，重温高仁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实践和革命活动，我们必须思考、回答，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本文为作者在高仁山先生墓碑揭幕典礼上讲话稿，并将作为《高仁山先生文集》的序言，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文集》一书现正在寻求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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