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设立高规格的学术讲座，既对讲者表示敬意，也给听众一番惊喜，在我，这念头由来已久。最初的灵感，竟来自一册小书。30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很喜欢花城出版社刚刚“内部发行”的《小说面面观》（1981）。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的这本书，是我进入“小说研究”最初的向导。那时书少，读得仔细，
1991年初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四个月研究。没有具体任务，除了读书，就是逛各种新旧书店。带回来的港版书中，包括若干种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如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杨联?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这个由“新亚学术基金”支持的系列讲座，每年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校，作系统性演讲，为期二周至一个月。1978年首次开讲，请的是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至今出场的21名学者，都是大名鼎鼎：英国的李约瑟、日本的小川环树、美国的狄百瑞、中国的朱光潜等。依我浅见，好大学都该设立类似的讲座。与厚重的专业著作不同，此类讲座或占据学术前沿，近乎“思想的草稿”，或关乎社会人生，探究“根本的问题”。因采用公开演讲的方式，必须考虑听众的趣味及接受能力，往往宗旨明确、深入浅出，超越了今日大学校园里壁垒森严的学科边界。
又过了15年，我任教的北京大学终于挤出经费，允许各院系外请教授，开设一学分的课程（八讲）。经我手完成的，就有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黄子平教授的“文化研究：鲁迅作为方法”、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何碧玉（IsabelleRabut）教授的“城市文学与异国想像――比较文学视野里的汉学研究”，以及波士顿大学东亚系叶凯蒂教授的“近现代娱乐文化的兴起与社会变革”。此类课程虽好，但有个缺陷，受现有学科限制，无法放开讲，且经费不太充足，常常捉襟见肘。
很长时间里，北大办学经费拮据，只能凭教授的个人能力，东拼西凑，弄出些不太连续的“系列讲座”来。在我熟悉的人文领域里，乐黛云先生最为擅长此道，其创办比较文学讲座，几乎像变戏法一样“无中生有”。小而美的“北大学术演讲”丛书（乐黛云、张文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十几种都属此讲座，而后几种来自“汤用彤学术讲座”，也与其不无关联。由“系列讲座”而“演讲丛书”，乐先生等做得风风火火，嘉惠诸多北大学子及读书人。只是因没有固定经费，很难持之以恒。
出任中文系主任后，很想追摹先进，以尽可能优厚的待遇，邀请国际上杰出的学者到北大来，以系列讲座的形式，传授其人文理想及学术成果。如此理念，学人大都赞赏；但实行起来，非有特殊经费支持不可。于是，利用百年系庆的机遇，我请系友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捐资，创立了此“胡适人文讲座”。
说到这里，马上会被追问：“讲座”为何是“胡适”。先退一步想，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叫“孔子论坛”、“屈原讲座”或“莎士比亚大讲堂”，都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命名的原则是：必须与北大中文系百年风云有关联，且能凸显自家学术传统与精神风貌。对于北大中文系来说，新文化运动是我们迅速崛起的关键，其中蔡元培居功厥伟。那为何不选蔡校长？原因是，1996年9月，北大中文系设立了“孑民学术论坛”，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为研究生开设讲座；此论坛全靠中文系日常经费支持，不太宽裕，但仍在继续。至于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六年之久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本来是很合适的人选，可惜被人捷足先登了。2006年6月，香港叶谋遵先生捐资在北大设立“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基金”，涉及的领域是经济、新闻、国际关系、教育、法律等。接下来，胡适怎么样？尽管各家政治及学术立场不同，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还是有共识的。再说，胡适1930年代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曾任北大校长，在职期间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值得纪念的。就这样，我的提案获得了通过。
硬要说以“胡适”命名此讲座乃别有幽怀，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致持论过苛。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老校长胡适”，这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我们只肯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感于此，我为北大出版社适时推出的十二册《胡适文集》撰文，称：“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1999年3月10日《中华读书报》）
2003年秋天，安徽教育出版社完成了《胡适全集》的出版工作，我力主将新闻发布会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为此，我专门给许智宏校长打报告，称：“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1891―1962），乃近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其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褒贬毁誉集于一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胡适。20年间，整理出版了许多胡适的选集或文集，给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考虑到胡适著述甚多，收集不易，从1992年起，安徽教育出版社集合全国诸多学者，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包括中英文论著、创作、日记、书信、译文以及未刊稿在内的约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这套四十四卷的《胡适全集》的出版，既是对于先贤的最好纪念，也给学界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考虑到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北京大学的特殊因缘，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作，将于2003年9月18日在燕园召开‘《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为什么不拉一杆更招风、更显眼的大旗，竟以小小的“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牵头，是深怕给学校惹麻烦。不过，事后有关领导告诉我：这点小计谋根本没用，若是出了问题，北大还是脱不掉干系的。据说学校领导专门为此开会，并当机立断，不仅同意开会，还委托许校长出席。那个会上，无论是北大的许智宏校长、季羡林教授，还是职务在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等，都做了十分精彩的发言。台湾“中央研究院”诸多学者参加，深受感动，还以中国大陆学界“为胡适‘平反’”为题大做文章。可这边的主流媒体，基本上保持沉默，我检索了一下，相关报道仅在《高校社科信息》、《中国图书商报》及《安徽日报》上出现。
不鼓励，也不压制，这就行了。由于众多学人的长年努力，胡适早已恢复名誉，北大上下不再对其心存芥蒂。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并未遇到任何障碍。因此，当媒体询问此举有何“内幕”时，我感谢他们“拔刀相助”的好意，但拒绝“过度阐释”。我更愿意大家关注此讲座本身――什么宗旨、如何推进、能否邀请到国际一流学者、演讲者有无尽心尽力、学生们是否获益等。以我的经验，此等事，轰轰烈烈“开头”并不难，难的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上得厅堂，还要下得厨房；拿得起开山斧，还要捏得住绣花针。只有将“宏大叙事”与众多精妙的细节安排相结合，方才可能收获满堂掌声。对此，我只有外交词汇――“充满期待”。
2010年5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