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宗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儒”，他崇尚的政治是由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技能的德才均备的“君子儒”们开创的仁义之道大行的社会。
中国传统主流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能够以德治国、体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人的判断有“君子”与“小人”之分。从典籍《尚书》和《诗经》中可见，“君子”和“小人”是根据人的社会阶层和道德品质两个标准来进行划分的。西周时期，各级执政的“君子”不仅构成社会的贵族统治阶层，还是主流文化的载体，“君子”们是实践礼乐文明和体现仁义价值的男性道德精英。春秋之前，君子阶层一般来说是贵族及其后裔。《尚书・虞书・舜典》记载，舜命令下属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胄子指帝王或者贵族的后裔。这是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最早的贵族精英道德教育，是西周“君子”文化的前身。《尚书・周书・旅獒》：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
君子是有德者，他们应该以德从政，以德服人。君子是“劳心者”，应“尽心”从事政治领导，小人是“劳力者”，应“尽力”从事生产劳动，后来《孟子・滕文公上》将这种社会分工诠释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君子阶层“劳心”，以德统治通过“稼穑”等“劳力”劳动而生存的“小人”阶层，小人阶层“尽力”供养以德治国的“尽心”的君子阶层。可见，“君子”是智力劳动者，“小人”是体力劳动者；“君子”是有德者，“小人”则是在德行上有所不足，应该受到有德君子引领感化者。《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治民应该“道之以德”，《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认为“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都说明儒宗孔子是传统君子政治文化的承传者。
君子不从事体力劳动，却享受富贵尊荣，为劳动者所养，可他们并不是白吃饭，他们“劳心”的重要性超过了单纯的“劳力”。《诗经》中的《国风・卫风・伐檀》歌咏了“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安享他人劳动果实的“君子”们，赞美他们“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因为“君子”是人伦道德的表率，能以德治国，理当接受“劳力者”的物质供养，他们“不素餐”，绝非不劳而获。《孟子・尽心上》解释了为何《诗经》赞美君子“不素餐”：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孟子指出，“君子”是治国安邦的人才。“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君子是仁义道德价值的实践者，他们的德行和人格榜样，能够正人伦，兴道德，和家安国，使天下太平，“孰大于是？”在孟子看来，君子对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般体力劳动者。
“儒”这个文化群体在“道术为天下裂”即传统“内圣外王”之道断裂的春秋时期才出现，其历史远远晚于“君子”。“儒”是“礼崩乐坏”时期出现的学习掌握传统文化的人，是文艺复兴者。《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寓言故事，反映出“儒”是传统礼乐文化的继承人；《庄子・田子方》中“庄子见鲁哀公”的故事反映出儒者的另一特征是博学，儒上“知天时”，下“知地形”，能够“事至而断”。庄子对“儒”的看法，与《礼记・中庸》关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记述完全一致。
最早出现“儒”字的文献是《论语》。在《论语》中，“儒”字的出现和“君子”“小人”相连。《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告诫他的学生：“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可见，孔子将“儒”者（即掌握了传统文化的有知识有技能的人）作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儒”是“劳心者”，传统的“劳心者”属于“君子”阶层，孔子将“儒”作了君子与小人之分，说明他的区分标准不再完全遵循家族血统和“劳心”与“劳力”的社会角色分工，而是主要依据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有文化知识与技能者，是“儒”，但“儒”并不一定是“君子”，“君子”必须有德，“儒”是有才者，“君子儒”是德才兼备者。
德才兼备的孔子本人堪称典范“君子儒”。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全面继承了三代优秀文化；他以实践弘扬传统仁义价值、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传统君子文化的传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宋国没落贵族的后裔，他祖上本是传统“君子”阶层。孔子“生而叔梁纥死”，幼年丧父，少年失母，年少时“贫且贱”，家境困窘，遭人轻慢，由没落贵族“君子”沦为贫贱“小人”。《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自称“吾少也践，故多能鄙事”。他做过“料量平”、“畜蕃息”等卑微“小人”职业。孔子从贫贱中崛起，勤奋学习，博闻强记，使自己成了一名大“儒”；他品性善良，刚健中正，富于修养，是有德“君子”。在人生逆境中，他“人不知而不愠”，“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命运不公，不责怪环境不顺，不怨恨他人不了解自己，积极乐观，一生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以德配天。他自述“十而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艺”即当时儒者所掌握熟悉的古代文化（其主要内容是礼乐，还包括射御书数）。所谓“游于艺”，指孔子靠“艺”谋生，但是他的人生理想是“道”，即要将仁义之道推行于天下，治国平天下，开创和谐社会；他立身为人的基础是“德”，即他的道德品质与人格修养；而他的根本精神是“仁”，即他“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者境界。
博学的孔子年纪轻轻就成为“人师”，一生从事教育长达四五十年。他“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民间的大教育家。据《史记》记载，孔子的学生来自各诸侯国，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被称为“儒”，这个知识群体所承传的古代文化，被称为“儒家文化”。
孔子是“儒”，也是“君子”。传统“君子”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和严格的品德训练，是治国安邦的人才，是主流文化的载体。在传统主流文化大断裂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延续了传统优秀文化和“君子”教育。《庄子・渔父》概括了孔子学术的主要内容：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论语・子路》中有一条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想学种庄稼、种菜等“劳力”行当，被孔子视为“小人”。这是从传统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孔子虽然“有教无类”，学生中不乏出身贫贱者，其教育目的却是要培养“劳心者”，即为国家培养具备“君子”人格的文化政治人才。后来的科举选士制度将这种教育理念制度化。类似孔子“有教无类”，科举制度不问考生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寒门子弟通过这个制度可以进入社会文化政治精英阶层，不过，科举制度选拔的是“劳心者”，“劳力者”家庭出身的学子以通过这个制度成为“劳心者”为荣。汉代传统主流文化复兴，“儒”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儒家承传的古代文化典籍成为治国宝典。到隋唐时期，逐渐演化出科举取士制度，考试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自汉代开始，直到1905年清末科举制度正式取消，“儒家”一直是中国历史的前台文化和政治主角。
“世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读书做官、担当国家天下政治大任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传统儒家知识人的共同理想。不过，做官的目的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结党营私，以满足私欲、求取功名富贵为己任；“君子”和而不同，把道义良知放在首位，以修身、齐家、推行仁义道德、利民安邦为己任。
正如孔子所指出，“儒”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历代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国家文化政治精英阶层的儒生并非都是“君子儒”，其中不乏“小人儒”。儒宗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儒”，他崇尚的政治是由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技能的德才均备的“君子儒”们开创的仁义之道大行的社会，他深知，如果由有才无德、以权谋私的“小人儒”们主政，则无疑不能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只能产生于重德的“君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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