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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

2010-06-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散木 我有话说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艺”演讲,这就是后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雏形。当时毛泽东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艺术观点,引用了“徐志摩”的一句话,即:“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是艺术上的
唯心论。”

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进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显然,编者对毛泽东引用的徐志摩的那句话进行了查索,大概是终于无所所获吧,于是在注释时说:“未查到出处。”笔者也曾兴致所到,把徐志摩的作品逐一翻阅了一遍,也终于无所所获,那末,毛泽东当时是看了哪篇徐志摩的作品才引用了那句话呢?

此后,又忽然想到:毛泽东,他大概不会喜欢、甚至也可能根本不会去读“现代评论派”徐志摩的作品吧?何况那又是在陕北,经历了长征和多少艰难困苦,他的手头会有徐志摩的作品么?有之,阅读它的兴致和余裕也会是问题吧?记得北大蓝棣之先生曾有一篇《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的文章,所谓“症候式分析”,就是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诸现象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同时寻找上述诸现象的意义,如文本“症候”中的“空白”、“沉默”以及“沟壑”,这些无意识的成分是无法通过“直接阅读”去寻找的,只有另辟蹊径,进行“症候分析”,才有可能挖掘出埋藏在文本深处的某些质料。那么,徐志摩在毛泽东那里应该是一个“空白”才是,可是毛泽东居然会引用徐志摩的句子,那么,它是从何处来的呢?或者,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当年陕北毛泽东那里不会存有徐志摩的书,人们熟知的是:毛泽东特别喜欢鲁迅的书,会不会是通过鲁迅的“中转”,才看到了徐志摩的那个句子呢?

果然不出所料,查鲁迅《华盖集-续编》中的《有趣的消息》一文,文章依然是调侃“现代评论派”(如陈源、陶孟和)的,其中引用了诗人徐志摩的句子,那是徐志摩为了揄扬陈源,说外国法朗士有一篇《闲话》,也是“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徐志摩还冀望“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因为陈源的“阿妹”不是也求告陈源:“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这里的“烧”,是指此前“大革命”时发生在北京的“晨报馆被毁”的事件。徐志摩还在文章中感慨陈源“是一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道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他那武器的分量太小,火烧的力量太大。”众所周知,当年陈源的《闲话》,鲁迅是非常反感的,于是鲁迅拿徐志摩这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作文章,揶揄道:“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和理论去。”这就是“徐志摩”那句话的出处了。

鲁迅引用的“银铃”一句,并非是徐志摩文章中的原话,至于其究竟来自何处,不详;至于鲁迅所云“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和理论”,这个“今典”,笔者见识浅陋,也实在不知,笔者手头的《鲁迅全集》(1956年版)对以上也均未加注。

毛泽东在陕北的引用,与鲁迅文章一番对照,这里“银铃”已变成了“银针”,那么,这是“手民”所误呢?(即毛泽东当时所依据的鲁迅零本)还是其它?则已不可解了。其实,在徐志摩的文章中,他提及的“针”,是针对陈源《闲话》引起的“闲话”和“并非闲话”的双方而有所“预言”:“你信不信,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的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地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棒磨成的小针。”这样的句子,显然带有翻译的晦涩的痕迹,于是,毛泽东在演讲时恍惚就把“铃”说成了“针”,这也未可知呢?

毛泽东在演讲中,由这句出自“徐志摩”的话,进而判断徐志摩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艺术上的唯心论”,这同样是以他与鲁迅的比较而来的感受。在毛泽东的那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鲁迅、高尔基,甚至是曹雪芹。在毛泽东眼里,他们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和唯心论,而是“伟大的艺术家”,这“伟大”的标准就是他当时提出来的“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三条标准的“远大理想”、“丰富生活经验”和“良好艺术技巧”。当时毛泽东进而还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作了一个粗略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毛泽东当时的演讲,还特意提到了胡适。在当时看来,胡适是与鲁迅对峙的两极,也是徐志摩等中国资产阶级文人的“教主”,于是毛泽东在提及徐志摩之后,也顺便提到了胡适,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得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里的“八不主义”,它和草根和底层人民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当然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的。后来在《讲话》中,毛泽东更分明地划分出三种“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以及“为帝国主义者的”(这里提到了周作人和张资平。后来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有新注),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胡适、徐志摩,以及梁实秋(也是鲁迅文章中曾经可以嘲讽的对象,也是江青在青岛大学旁听时的大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无疑,他们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这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演讲中引用“徐志摩”话语的那个“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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