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一书由中华书局和阎崇年请的专家校对多次后出版发行。或许是为了发行造势，拟或是显示造诣之深，阎崇年在报上宣布，如果谁在《康》中“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今年3月，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平看过《康》后，发现该书中存在多处错误，便设法与阎崇年（相关人员）取得
这一消息传开后，在社会上引来热议一片。有人说，白平是在借名人炒作自己；有人说，《康》是一本几乎不赚钱的图书，要支付这么多奖金，实在很难想像；有人说，作为名家的阎崇年，对此事不该保持“沉默是金”，而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真可谓“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矣！对此，笔者则有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待人接物、处世交往中，坚守信用，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言必信，行必果”。凡此种种警世名言，所以能流传至今，那是因为历代炎黄子孙将信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一向鄙夷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者。阎崇年既然为《康》在报上承诺过“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就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地兑现承诺。退一步讲，假如阎崇年对读者的“挑错”不承认，或者读者的“挑错”系吹毛求疵，阎崇年也应该给已给《康》挑出错误的读者一个公允的说法。现在，阎崇年保持“沉默是金”，以至被读者告上法庭，这恐怕太失“谦谦君子”
风度了吧？其实，在大力倡导“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当今，读者所追求的，并非一定是“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多半是名作家能够具备言而有信，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
在今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名人与凡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关系，因而，在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中，作者与读者、名人与凡人都要发扬光大言而有信的传统美德，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之一。在各种各样读书活动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离不开有促于读书活动的交往，名人与凡人之间也离不开有促于读书活动的交往。读者、作者、名人及凡人，为了实现正常而健康的交往，相互之间必须赤诚相待，信誓旦旦。假如有关各方互不信任，口是心非，哪来正常而健康的交往呢？就拿给图书挑错一事来说，原本是有利于图书发行，有促于读书活动的正常而健康的交往，但是，像阎崇年那样出尔反尔，谁还愿意给图书挑错？没人愿意给图书挑错，岂非对图书发行和读书活动有害无利？
由此想到，如今的学界中，“文抄公”屡见不鲜，恐怕也与这种言而无信的名人风范大有关系。道德品质上的弄虚作假，失信于人，很容易在学术上堕落为学风不正，欺世盗名，见利忘义。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点，难道不值得名作家有所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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