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1956年的文学，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把视线凝聚到一个特定的点上――《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全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龙头老大。然而从1956年到1957年，它的表现与其“身份”可以说很不协调。这绝不是说它让人失望，相反，它让人喜出望外；因为它出人意料地放下所“应有”的庄重、持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面貌。
实际上，进入1957年，毛泽东内心的探索精神比1956年还要强烈和炽热。最高潮出现在2、3月间，他连续作气象非凡的讲话或思路极为放达的指示。1957年春天几次讲话中他飞扬的风采，能使每个在场者动容。就连颇富知识理性的傅雷，也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在3月12日当场听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写信给傅聪传摹其情形，竟至于陶醉：“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1956年的中国，太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0年。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未及受到什么触动；求变图新，率先从精神与思想层面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两者惊人地相似。“改革开放”初期有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1956年则有毛泽东所称的思想上“一场解放战争”和他亲自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56年则提出“向科学进军”、造就大量知识分子。
身为文学研究者，对于1956年前后文坛态势的特别，体会尤深。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
到“文革”结束为止，当代文学无论我们给它怎样的评价，看得高一点，或看得不那么高，都有其理由，也都难免发生歧见。只有一条，不必争论，亦无可争论，即：这一段的文学，骨子里没有“探索性”。
“探索”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想来无须赘言。它并不反映艺术的水准、质量，换言之，对艺术讲，缺少“探索”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它也不表示艺术的萧条与繁荣；即便不事“探索”，艺术生产照样可以运行，作品也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甚至丰收高产。
那么，“探索”对什么有意义呢？对艺术的活性有意义。它是艺术创造力的指标，是艺术家激情、想象力、主动性的刻度―――从而，代表和标识着艺术是生趣盎然、富于生机，还是僵滞沉闷、呆若木鸡。而在我们的体验中，一件虽然并不完善却富于探索性的作品，总是比看上去无可挑剔然而却四平八稳的作品，更招人喜爱。这不光反映着人的天性，也勾连艺术的本质精神。
1949-1979,中国文学可能有一些“丰碑”，但确实看不到“探索”的踪迹。原因是在基本原理上，它禁止“探索”。“探索”，以创作自由、无禁区为前提，而就从这前提起，那时文学已被阻断了“探索”的前景。当然，这里是指公开存在、发表和出版的文学创作。越出于此，在民间自发文学当中，可以找到一些“探索”的现象，例如60年代初X诗社、“太阳纵队”这些地下文学团体，对于它们的讨论须置于别的题目之下。
不过，以上唯一要排除在外的，是1956年的文学。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流特征看，1956年的文学并不“典型”。在我记忆里，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煌煌巨制”、“经典”之作，还没有哪一部是在1956年出版。《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要么早一点，要么晚一点，偏偏都绕过了1956年。这一年，不是出“大作品”的时刻，然而，却是充满锐气、一扫正统气息乃至令人惊为“左道旁门”的作品涌来的一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雨后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的一年。
沿这一线索，有一组“另类”作品和年轻的作者映入眼帘：刘宾雁和《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斤澜和《雪天》，耿简（柳溪）和《爬在旗杆上的人》，陆文夫和《小巷深处》，邓友梅和《在悬崖上》……视线略微延长，还将看到：流沙河和《草木篇》，高晓声和《不幸》，宗璞和《红豆》，张贤亮和《大风歌》，李国文和《改选》，刘绍棠和《西苑草》……80年代笔者曾在大小不等场合与他们中有些人一起参与文学会议，透过80年代的光线，打量他们自如的神态和身影，我不禁闪过一个念头：这些人当年似乎是提前出现了，他们其实属于另一个时代。
感受1956年的文学，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把视线凝聚到一个特定的点上―――我指的是《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全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龙头老大。然而从1956年到1957年，它的表现与其“身份”可以说很不协调。这绝不是说它让人失望，相反，它让人喜出望外；因为它出人意料地放下所“应有”的庄重、持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面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周扬同志主持一个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会上决定，凡言之成理的文章皆可以发表，可以讨论。
1956、1957两年所出现的前三十年文学“另类”作品中一半以上都发表于《人民文学》，绝非巧合。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第五章的“百花运动”一节里，给予秦兆阳和《人民文学》以主要的篇幅和位置。他们描述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主张，并把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以及秦兆阳本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当作“百花运动”时期代表作介绍，而这五篇作品全部出自《人民文学》。
关于1956年（和1957年部分时间）的《人民文学》，时为其编辑的涂光群有这样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9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文坛伯乐秦兆阳》）这就是“探索”带来的活力。这一年左右，《人民文学》所发生的情形，绝没有反右开始后上纲上线的批判所指责的“带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秦兆阳谨慎地对待方向问题，他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时与同事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了几次，生怕有漏洞，出问题”；他不过是借“双百方针”东风，对活跃刊物、活跃文学做一些“探索”而已。这已经非常可贵，涂光群所谓十七年间新人辈出绝无仅有，就显示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人民文学》办刊史上的“唯一性”。
《人民文学》不过是最便于我们观察的一个样本。放眼看去，1956年整个文化思想领域都被“探索”心态所渲染。比之于秦兆阳，真正超乎想象的是黎之所讲述的周扬：
这一年多来周扬很活跃。……他提倡过“干预生活”，号召提示生活中的阴暗面。他提倡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主张办同仁刊物……。后来批判的一些所谓“右派言论”，有不少是从他这里来的。（钟惦?曾经不服气地说：怎么他说了可以，我说了就不行。）（《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
并不是说，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周扬，就像“文革”中姚文元的著名命名“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那样。1956年的周扬，没有失去其正统性，只是精神上处在一种“探索”状态。这种状态，也不是周扬自己从身体中发掘出来的，而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激发起来的。那时，从毛泽东本人起，每个肯思考的人都沉浸在“探索”的精神里。也许，那时流行的词汇还不是“探索”，而是反教条主义之类，但内在精神实则一也。如果时代精神不是这样，江苏陆文夫、高晓声等几位作家，应无缘由以自己年轻敏锐的心灵，悟出“探求者”这样新颖醒目的字眼，并在这宗旨下结成文学的团体。
“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年轻的“探求者”们在其“启事”中庄重地说。这是多么宝贵的认识。中国在50年代中期能够萌发这种认知，本是时代的一项辉煌成就。刹那间，中国为此显得青春无限。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觉识，转瞬而逝。对“探索”的排拒、敌意和恐惧，重新夺去我们的思维。在批判“修正主义”中崛起的姚文元，居然对“探索”一词做出这种宣判：
“探索”两字只是一种幌子，实际上是用“探索”的名义否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1956年，中国的领导核心，其实是个相当年轻的群体。一线人物中，陈云年仅五十一岁，邓小平五十二岁，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都是五十八岁；即便毛泽东本人，亦不过六十三岁。
他们如日中天，状态正佳。
我们已经了解，1956年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早于苏共二十大的举行，是主动决定。这反映出当时中央颇能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修订政策。从这意义上说，苏联风云突变，不单没对我们构成实质性干扰，相反，未必不是一种推力或助力，使中国顺势而为、展开探索。
时间如果凝止于1956年，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与后来将有很大区别。观其一生，作为思想家先后有两个溢光流彩的时刻。一是1942年左右，他连续写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几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都直抉根本，它们的深刻性已由中共走向成功的历史所验证。再有，就是1956年左右，其思想创造力又再度集中爆发，标志是《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些成果思想含量很高，倘若切实践行，中国势必焕发强健气息，从此踏上光明坦途。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5月2日两次讲话的汇编稿。薄一波说，两次讲话，“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1965年12月，经刘少奇建议将两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到县团级。去除掉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
具体论述中，毛泽东当时头脑之清醒、见地之明睿，让人印象甚深。
1956年，毛泽东又一个伟大思想贡献，是“双百方针”。用这样的字眼给予这样的评价，是否夸张？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并不夸张。首先，这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说的；当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人在意识形态上达到这种尺度。其次，“双百方针”本身精神内涵，跟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相一致，称为放之四海皆准也不为过。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最后定稿的公开文本，改动极大，先后改了十五次，面目颇失。而在当时，向下传达时使用的是录音。50年代中期，是饱经战乱之后中国所闪现的第一个适合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黄金点，倘能坚持理性的治国思路，中国极可能于毛泽东在世之日就已取得今日的成就。可是，在随后的一年，当思想得到一定程度解放而趋于活跃（这其实是“双百方针”下的积极景象）、人民开始自由表达自身意愿（出现了罢工、示威）以及东欧有所动荡时，毛泽东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看法，从极度乐观一变而为高度警惕。这个改变，才是真正的误读。1957年春天似乎给他以沉痛教训，觉得“人民政权”所处环境仍很险恶、复杂―――所谓“人还在，心不死”，远非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于是思想大幅后退。中国的当务之急，再也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至于“双百方针”，当然也就从“现在完全有条件实行”，迅速沦为一纸空文。
1956年毛泽东的思想活力，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如今，跟反右运动紧紧连在一起的1957年，似乎只构成了阴冷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其来有自，不过却把历史简单化了。综合所有读到的史料，笔者愿意确定，夏季到来之前的1957年，中国是被光明、向上、进取的精神引导和充溢着。包括后来人们普遍视为“引蛇出洞”的谋略，我的解读全非如此。我认为，至少到1957年3月为止，或更具体地说，到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止，毛泽东与其1955年12月以来的思想方向，保持着一致。
实际上，进入1957年，毛泽东内心的探索精神比1956年还要强烈和炽热。最高潮出现在2、3月间，他连续作气象非凡的讲话或思路极为放达的指示。而重要的在于，这些讲话和指示有着从1956年延续而来的清晰线路，绝非一时一地的“偶谈”―――这是我们用以辨别它们是否出乎真挚与严肃的有力根据。很明显，这时毛泽东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纵横驰骋状态，就像他谈论苏共揭发斯大林时所讲：“打破了神化主义，破除了迷信”，“是一种解放”，现在他是这样无拘无束、敢想敢言、藩篱屡拆。1957年春天几次讲话中他飞扬的风采，能使每个在场者动容。就连颇富知识理性的傅雷，也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在3月12日当场听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写信给傅聪传摹其情形，竟至于陶醉：“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尤其以下几句感想，非同寻常：
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傅雷家书》）
注意，傅雷讲的是“思想自由”，且是从“旧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思想自由”来讲。我们今天看见这番评述，唯有无从想象之感。无论如何，当日毛泽东的精神状态，恐怕确要以神飞逸兴方可形容。
可惜，几个重要讲话的定稿本，与那时现场的实际演说之间，已面目大异。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原态物，是收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那些提纲。它们只是梗概，过于简略，然而究竟皆属毛泽东当时手稿，至少可保原汁原味。
对所有材料作全盘审慎考虑之后，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1956年出现了某种例外。历史有其规则性的一面，但这不代表不会出现例外。就像人是复杂的，人性没有绝对的定义一样，在特定情形之下，环境和条件合适，抑或为环境与条件催化与引导，历史可以瞬间离开其一贯轨迹，而展现令人惊异的可能性。
1956年就是这样一个打破预期与常规的奇观。为此，我最后再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是毛泽东多达五次为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辩护。这部小说发表以后，虽然广受欢迎，却被笃信宁“左”勿右者目作反叛。毛泽东对后者极不以为然，就他们的指责一一反问，北京为什么不能批吗？老干部不能批吗？说“教条主义是毒草”，说李希凡（《组》的强硬批评者之一）“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不足了。（《给袁水拍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为王蒙的辩护，不真诚，是什么“阳谋”之类。他批评宁“左”勿右者，不像是违心的“反话”，而是从正面提出新的主张。例如，主张“平心说理”。在那个时候，他赞成凡事要“平心说理”，也相信“平心说理”的好处。当然，反右后他不这么觉得了，将“平心说理”改换为“反击”，包括王蒙也不再加以保护了；然而，这都是后话。
第二个证据，将更为直接。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由四人合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作者是在军队从事文艺工作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和鲁勒。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试图明确地总结和评价1956年。简单地说，它全盘否定了1956年。一共提出三个看法：
（一）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二）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并且也有一定的成绩，但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
（三）“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只有百花才能齐放，而不只是某一种花，其中最主要的又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
谈出这些看法后，文章毫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我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在这里坦率地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这种对中央思想方针、文化政策的公然挑战，好像冒了很大风险，实则不然。这种文章无险可冒，四位作者之自我感觉也必是“正义在胸”。因为，那是从绝对正统的革命理论因而享有绝对合法性的立场上发出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永远有保障，也永远声色极壮而不必瞻前顾后。这一点，透过一个奇妙的反应可看得极为真切―――文章甫一发表，毛泽东就表示，四位同志也许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然而，“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并检讨本地区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
对于自己意思如此被曲解，毛泽东真实地感到不悦。1957年2月某日，他在为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即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准备的提纲中，将四人文章作为违背“双百方针”的典型案例，重点评论。要点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指“双百方针”―――引者）。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一语，是责备四人文章后，该报没有发表反驳文章。毛对此很生气，致面斥邓拓“死人办报”，免其总编辑之职而改任社长。而有关四人文章的批评以及对邓拓的处理，历来最大的疑问是这是否为“阳谋”之一部分？或许见仁见智；然仅就以上几个论点看，毛泽东所谈主要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原则，如“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这些显然无从视为“阳谋”，相反，倒能看出他当时正就基本理论展开积极思考。
不久，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时（3月12日），重申对四人文章的否定。这一次他特意指出，“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也就是说，一直到这一天，他还在维护1956年的方向与成果。然而随后一个来月，他因震惊而陡然逆转。就像五月中旬写给党内省级以上干部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初名《走向反面（未定稿）》）那个标题所透露的一样，他本人的心情也“正在起变化”。从1956年看到1957年春天，通过大量材料与信息，笔者无法认为毛泽东早已谋定于胸，相反，他明显经历了大跨度的“变化”。这种剧烈变化的证明，可以从《事情正在起变化》手稿右上角加写的一段文字直接找到：
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这个材料，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编者注释提供。我不知道有多少研究者注意过这条极有价值的注释―――应该感谢这个提供，因为这段包含明显情绪或心理活动痕迹的文字，相当富于描绘性。它让我们看到了书写者内心的起伏波动。一连出现的三个“不”字，是秘密其事的叮嘱，却显然不仅仅如此。它交织着对当下事态的失望、被动、焦虑、措手不及乃至强烈的压力感，似乎跟人们熟知的“阳谋”、“引蛇出洞”的沉着与自若，并不相符。
整个中国都在逆变中来到1957年下半年。在中国作协，丁玲、陈企霞问题第二次出现戏剧性逆转。郭小川起草的带有“平反”意味的结论，4月15日完成。然而阴差阳错，未能宣布。4月中旬到5月中旬，作协两位主要负责人刘白羽、邵荃麟先后去外地。等他们都回到北京，“事情”已经“起变化”。眼看就要爬上悬崖的丁、陈，就此坠落下去，比1955年坠落得更深、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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