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习惯于从思潮或作为联动整体的某一文化观念入手，探讨其构成内容、历史演变、理论价值、实际影响，而容易忽视厘清这些思潮或文化观念中核心概念或概念群的具体内涵及其形成过程。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就已逐渐发展出一个较为成熟的“概念史”学派。近年来，“概念史”研究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话语”分析等新成分，更加强调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使用者的动机和政治策略等内容（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12月版）。或许正是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之下，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注重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的形成史进行剖析，其中代表者如冯天瑜先生对于“封建”概念（《“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兴涛先生对于近代“文明”与“文化”概念（《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以及金观涛、刘青峰先生对于近代“民主”、“权利”、“义务”等概念（《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的考辨。
就女权概念而言，正如须藤瑞代在书中所言，今天当提到“女权”这一概念时，我们很容易认为“女权”即为“妇女的权利”，主张“女权”即为“女性要求享有男性所拥有的权利”。“女权”也一直被当作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研究者在论述近代的“女权”时，大多是将其作为一个观念、思潮或者是运动，来笼统地介绍其中包含的解放缠足、兴办女子教育、呼吁女子参政、提倡婚姻自由、倡导女子经济独立等内容，却很少有学者将其作为一个“概念”，为我们条分缕析在时人的理解中究竟何谓女权，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包括哪些，其内涵发生过怎样的历史变迁等问题，更遑论探究女权与人权、天赋人权、民权、母权等概念的关联性。须藤瑞代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发现至辛亥革命为止，在有关“女权”的讨论当中，曾出现过四个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做国民之母”（金天翮），“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秋瑾），“摸索新角色”（张竹君），以及“拒绝做女国民（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何震）。这四个女性形象事实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女性应该获得什么权利，以及如何获得权利的思考，这远比我们笼统地讨论晚清女权运动中的废缠足、兴女学活动要细致、深入得多。
在近代女权问题的研究中，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方法已非初见，但须藤瑞代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运用仍有值得一书的新意所在。他从国内的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角度阐释时人之所以形成不同女权思考的内在机制，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丰富及其实践探索上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作者发现，在清末，中国是国际关系上的弱者，而中国女性则被认为是被迫缠足而又没有受教育的弱者，于是强化女性与富强中国就构成了紧密的联动关系。在上述四个模式中，有关“女权”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在女性“天赋人权”与奉国家建设为第一要务的观点间的矛盾而出现的。四个女性形象当中，前二者的差别，是性别角色的肯定与否。两者理想中的女性角色是相反的，却都拥有固定性别意识的前提：金天翮认为，女性尽其做女性的角色，就可以贡献国家；秋瑾则认为，女性也该尽与男子一样的角色才可以贡献国家。对于这两个主张，后二者都否定它们二元对立的性别框架。他们想要摸索的是不分性别的、作为一个人的平等。辛亥革命成功后，围绕女性参政权的论争变成了对文明国家来说女性参政是否有利于国家的论争，并由此衍生出了基于女性生来特性的“天职”论与人生来拥有的“天赋人权”论的论争，最终导致女性参政权的被否定。到了上世纪20年代，由于注重女性天职的母性论和重视女性人格的天赋人权论在社会上都有广泛的传播，为了克服二者的矛盾，民国时期的女性论开始把作为女权主体的“女”与“母”之角色切割为二。作为生产优秀强壮孩子的“母”继续被认为是强化民族的存在，“母”的角色继续与国家保持联动。而“女”的内涵则开始偏向社会的“被压迫者”，从而成为与国家问题无直接关联的主体了。同为“被压迫者”，日本女性被定位为面临着同样问题的“姊妹”，于是以“被压迫者”这种共识为轴心，不同国家的女性之间开始发生“同为女人”的连带意识。
这种分析方法将我们以往的问题意识推向了新的高度。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男女平等问题与母权论（母职论）的矛盾，但现有关于近代“贤妻良母主义”的论著从未从这个角度观察“女”与“母”的分割，更没有注意到这种分割与国家问题的联动关系。虽然以往我们对于女权问题的考察，似乎注意到了在近代中国，女权成为社会解放、国家富强运动之一翼，然而没有注意到何震的女性论与“同为女人”的女性论出现了超越国家这个框架的可能性，并出现了以“同为女人”而获得国际性关联的转机。
如果说《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为我们厘清了清末民初女权概念演变的内在理路，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该书的一个缺憾之处在于，作者没有为我们详细阐明出现这些转变的外部决定因素。例如，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前夕会出现秋瑾的女子贡献于革命的观念，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会出现女子参政问题的讨论及贤妻良母论的兴起，为什么在上世纪10至20年代会兴起关于女子人格问题的讨论，等等。如果我们考察这些转变的外部促成机制，会发现近代中国各个阶段女权运动的主题，似乎都是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的。例如，戊戌维新时期废缠足、兴女学主张的最终目的是要强国保种、兴国智民，这也正是梁启超女性论的主题。辛亥革命前夕，由于整个社会尚武精神的高涨，女界也出现了“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趋向，其中尤以“鉴湖女侠”秋瑾及女子革命军为代表。中华民国初期，随着政党政治的建立和国民参政意识的增强，妇女参政运动又成为女权运动的主要内容，各种以“女子参政”为名的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五四运动时期，由于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时代主题，追求女子人格独立也随之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目标。
另外，由于《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专注于论述女权概念演变的内在理路，故此没有对“女权”概念的社会化过程进行任何论述，而这恰是一个深化“女权概念变迁”这一主题的研究路径，应当引起作者的关注。其实，“概念史”学派最初正是不满意于传统思想史只重视精英观念及其经典文本考察的不足，才转而致力于去探究那些影响民众的社会政治“基本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实际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问题的。这就不难理解何以科塞雷克等人起初要将概念史研究视为社会史的“新开展”了。在近代中国，女权概念不仅存在于知识精英中，同样存在于普通民众中，而且他们对于女权概念的理解可能会完全不同于知识精英。例如在民国时期北平地区的法院档案中，我们发现很多平民妇女在离婚诉状中一方面运用“女权”、“人权”等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一心屈从于丈夫和家庭的弱者形象和遵守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守旧者形象，新与旧的两种思想资源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固然反映出女权运动开展之不足，却也映射出平民阶层对于女权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如何揭示出女权概念在社会化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内涵，这是值得研究者加以关注并进行探索的新问题。
最后值得提醒的是，本书的某些具体论断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例如作者认为：尽管五四时期的女性论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但反而是在清末出现了一些重要而有根本性的论点；清末女权论对于未来女性的理想形象进行了多种可能性设想，或许比民国时代的女权论更有发展的可能性；在民国时期再也看不到有可能影响和改变社会体制的尝试性议论。其实这一观点并不新鲜。熊月之先生也曾说过：“五四时期关于女权方面的实践与理论，与晚清时期是一脉相承。就理论而言，在男女平等（包括人格平等、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婚姻、女子教育、男女社交等方面，五四时期并不比晚清提供更多的东西。”（《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笔者无意否认晚清女权论的开拓性成就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我想强调的是，民国时期的女权论也有突破原有社会体制的新设计。例如民国时期关于家务社会化与家务职业化的设想就是企图协调女性“女”与“母”之角色的矛盾，而张竞生构建的以新女性为中心的美与爱的社会也同样企图突破原有的社会体制。这些言论对于作者的论点似乎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与修正作用。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日]须藤瑞代著，须藤瑞代、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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