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
最近，在京城有一桩法律纠纷，是近现代著名收藏家、古籍校勘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的后人，要求法院分割傅老遗留的上千块古玉
傅增湘病逝于1950年10月20日，至今已60年了。他的名字，被人淡忘，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弃政从文
傅增湘（1872~1950），四川江安人，字淑和，号藏园居士等，别署藏园老人、清泉逸叟等，早年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18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爆发，他随同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并历经段祺瑞、钱能训内阁而蝉连此职。1919年“五四”运动，政府内阁中有解散北京大学之议，他即行辞职表示反对。从此，他脱离了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埋头古籍，潜心治学。1927年10月他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9年11月赴日本访书。1930年他授课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后仍居住北平，终日以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遣日，收藏达20万卷以上。1947年他将藏书370部（约4300册）捐赠北平图书馆。
筹校兴学
1901年傅增湘以翰林调至官府工作，六年中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堂、女子师范学堂三所女校，并任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总办，为我国公立女学的创办者。对创建女子师范学校事，他在其《自述》中写道：在受袁世凯委托后，“适余大病匝月，强起治事。草订规制，先开简易班以蕲速成，嗣分文理科用资深造。学术主调和新旧，而训育则力趋严格。由是近而畿辅，远及江海岭峤，闻风负笈，不远千里而至。闺英百辈萃于一堂。……然余亦从?舍幕职而专营学事矣。”1907年，傅增湘奉命在北京筹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他说：“值张文襄（之洞）公管理学部，奉东朝旨将于京师辟女校以树模范。事属创举，颇慎其选。以余主津校粗有声绩，召入咨询，商定主旨，坚辞弗获，遂奏派为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定课颁章，三月而大备。……余复偕凌夫人躬往苏、鄂甄生徒，鸠集校金。”
1908年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在其任此职的三年中，大力推广小学，尤其重视乡村小学。他逐年赴全省各地视察学校，旁听讲课，并亲自指授，评定优劣，使“风习得以周知，士气为之奋发。”“盖提学巡视之举全国莫先焉。”还在保定、天津、滦县、邢台等四地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广储师资。
读书生活
退职居家后，他在聚书之余，更爱读书，尤有校书之癖。余嘉锡撰写的《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谓：“江安傅先生挂冠以后，定居北平，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颜之曰‘藏园’。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则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又云：“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傅增湘自谓：“独于古笈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文苑英华》校本书后）他还认为“文章公器，非可自私”，“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六十自述》）。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藏园》道：“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手校宋元8000卷，书魂永不散藏园。”可见，他的读书生活之枯燥。只有在书海中游弋，才能体味其中的乐趣。
各地寻书
傅增湘是民国时期的五大藏书家之一。1911年后，他即开始倾力于藏书。他勤于搜求，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对荒摊冷肆也加以注意；不时还专程赴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访书；甚至专程赴高邮、宝应、常熟、绍兴等著名文化兴盛之区访书。他所得薪金，除去生活费等必需的开支外，全部用于购书，有时甚至举债收书。虽然限于资金，他无力多收那些传世的善本古籍，但由于他学识渊博，独具只眼，常能从不为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一些沉晦多年的精椠秘集。有些因无人识得而行将毁灭的珍籍，也因他的赏拔而重获珍视。其藏书有宋刊本180多部，元刊本有《资治通鉴》等，明刊和钞校本30000余卷以及旧藏共约10万卷。
校勘古籍
傅增湘藏书的目的，不是炫耀富有，而是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辛亥革命以后，他通过在上海与著名校勘学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孙的交往，更深感校勘学之重要，自此即决心以毕生之力校雠古籍，剪伐榛?，为后人创造条件，以校书为日课。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校书30页，白天时间不够用，就熬到深夜，以致校书成癖；到了晚年则更加勤奋，天天伏案校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在30余年中，共校书16000余卷，并撰有题跋500余篇、校记若干种。其致力之精勤，在古今校勘学家中都是少见的。他总是选佳本中的精洁者为底本，再依据难得的善本，而且“必兼采数本，一本或复勘再三”。在校勘过程中，他总要反复推求诸本之优劣及嬗递源流，并工笔楷书，详记校勘所得，所校古籍质量之高，颇得学术界之好评。在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8卷本）中，他勘校之书已全部录入，可见学术界对其校勘成果的高度重视。
傅增湘著述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共4集；《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藏园续收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最珍秘善本169种；《藏园群书经眼录》，又名《藏园瞥录》，共19卷；《双鉴楼主人补记莫氏知见传本书目》稿本4卷；《藏园校书录》稿本，汇编其校语50种；《藏园序跋集录》稿本；《藏园东游别录》4卷，为其赴日本访书记录；《藏园遗稿》，汇其题跋若干篇。此外尚有《藏园六十自述》、《藏园七十自述》、《双鉴楼杂咏》、《藏园日记钞》、《宋代蜀文辑要》、《清代典试考试》、《秦游日录》、《衡庐日录》、《涞易游记》等。
拒绝南下
1948年秋，北平即将解放。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受托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到傅增湘寓所拜访，称当局愿以专机安全护送他和眷属以及全部藏书去台北，保证生活无虞。傅不顾胡的一再劝说，拒绝南下。
1949年9月间，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出版界元老张元济，于会议期间曾两次看望病榻上的傅增湘，张曾以面告和函呈两种方式求助于陈毅：希望政府及时救援贫病中的傅增湘。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后过问了此事。当专人持周总理批示和陈毅原信前往探视时，傅增湘已病逝于藏园，终年78岁。
1950年，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1905至1974年），将藏园遗书中的480部（约3500册）和傅老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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