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社会上民众对国学很关心。我们办国学大讲堂就接触到一批热心听众，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还自己办起了国学沙龙。可是在高校里，大多人对于国学却很冷漠，甚至有些学者还在网上嘲讽。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贴子，说讲国学的人想用孔子这具僵尸来救世。还说“国学”就是“伪学”，骂讲国学的人“闭塞、腐朽、无知”。话
郭：这让我想到了五四，当时也有不少人抨击国学，像陈独秀等。不过，那个时候的说话都比较极端，救亡图强的热忱要胜过冷静的学术思考。已经一百年了，国学重新受到关注，当然有其不同于当年的文化生态，但批评者们仍旧掇拾着当年五四学人的牙慧，却看不出有太多的学理思辨来。
姚：的确，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也是缺乏修养的表现。不同看法可以讨论，骂人解决不了问题。我想高校的部分教师，特别是研究文史哲的学者，对于国学有看法，主要是把国学当作了一种研究对象。认为国学中包括了文史哲，内容太丰富了。如果一揽子全研究，谁能把握得了呢？但如果分开研究，那就是文、史、哲的分科、分段研究，就是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格局，那又何必再提国学呢？
刘：确实是这样。文学学科的人一提国学，搞历史的人就会不满意，认为：“历史是我们搞的，你搞得了吗？”搞哲学的也会疑问：“你是搞文学的，能懂哲学吗？”同样一部分搞文学的人也把自己认定在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内，认为搞唐宋的不懂先秦，更何况文史哲皆包括的国学呢？
郭：梁启超曾说过，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但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史、哲诸学科，以及一级、二级学科大多是近代从西方借鉴来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西方的学科多是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确定的，所以，强调学科的学者往往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范围，但忘记了学术本身。
姚：大多学者是从本学科的研究角度来考虑的，而民众则多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的，这样自然就出现了分歧。就像于丹讲《论语》引起不同反响一样，学者们从学术的角度考虑，认为她讲得错误很多，违背了《论语》的原意；普通民众从道理上听，觉得她讲得很好。任何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
刘：但我觉得，把国学做为一个专业，确实有问题。因为现在大学分科中，没有国学的位置。前几年教育部曾下达过征求专业设置意见的文件，开始有人提出了国学专业，后来还是没有通过。原因是国学一具体化，就又分别到了文、史、哲几个学科上了。这也反映了高校中一般人对于国学的认识。近些年部分高校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方法是把文史哲三个学科的人往一起整合，但还是各搞各的，互不搭边。这样就更受到人们的非议了。再加上有些学校借国学为名，办高级人才班收到高额学费，这就更招人反感了。
郭：国学不应算作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钱穆先生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之一，他就认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但他还是写了《国学概论》，谈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
姚：宾四先生长我19岁，是我在云南时的忘年交。他学问很好，主张博通。国学是文史哲不分，“不分”不等于“合”。这种做法自然是有问题的。我曾提到过《庄子・天下篇》中“道术”与“方术”两个概念。所谓“道术”就是研究事物全面性、整体性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所把握的是事物的局部。“道术”分裂了，就出现了“方术”。方术之士各执一端，就像是耳目口鼻，虽都有各自的功能，却不能相通。文、史、哲分科与此相类。国学则是要返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刘：我的理解：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对学术而言，还是一个治学门径和学术基础。由小学而经学而文史而诸子的治学路径，就是在道德坚持之中，对于知识的整体性把握。“小学”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读不懂文献；“经”是价值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人生就会背离道德原则；“文史”是知识，也是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诸子”是思想，是对现实难题进行思考。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则可以要文而得文，要史而得史，而不必一开始便定位在文或史上。现代学者因为已经习惯了文、史、哲的分科，所以要提“文史哲不分”，他们就接受不了。不理解“国学”基础和国学思维对于学术的意义。
郭：如您所言，确实是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对于现代学科体制下培养的学者而言，更是如此。我经常和一些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谈论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却发现，他们的专业素质很好，文章也写得很好，但对中国历史的许多知识却多半停留于高中水平，大多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牢固基础，但在本科、硕士、博士的后续培养中，却没有得以补充，学历越高，关注越专，对于本学科，或者本研究领域十分熟悉，只论文学，关注某一时期的文学，关注这一时期的某种文体、某种现象，对于其他领域，则就很少过问了，认为没有必要。
姚：现在学科之间壁垒太严，很不利于大师级人才的培养。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像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来，并不是没有天才，而是学科视野过于狭窄，遮挡了人们的眼界。由此看来，把国学作为一种治学门径与学术基础，就非常重要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作研究方向的选择。
刘：在大学校园里反对国学的另一种声音，是对于国学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质疑。这部分人主要是研究西方和研究中国现代的部分学者，还有一部分是青年学生。无论是研究西方还是研究中国现代，起点都在“五四”。“五四”运动是由批判传统文化开始的，由批判传统文化而开始大张旗鼓地接受西方文化，开始现代史的书写。由这样的学术传统做背景，自然会把国学的兴起当作死灰复燃，故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郭：对年轻人而言，批判好像是更具个性的表现，他们多是因追求个性而主张批判，措辞很激烈，但很少有学理上的深思。
姚：“五四”过去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所形成的学术作风对今天中国学术界还产生着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五四精神”最主要的是“爱国”，不是批判。可是从“五四”开始，中国学术界就没有断了批判。遇到不同意见应该多思考对方的合理，不应该大冒肝火，马上把对方看作敌人。
刘：我听过一位研究现当代文学学者的报告，他不但批国学，批孔子，还指名道姓地把当代一批作家批了一通，真有点横扫千军好卷席的架势。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了解，所接受的都是“批判时代”留下的观念。站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批判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没有错的，原因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全是错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批学者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新观念，可是为什么不能接受一点当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呢？
郭：我也经常听到不同学科对于传统文化的各种抨击，也感觉多数批判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解都不太准确。所谓“批判的继承”，其背后已隐藏了预先否定的因子。拿来之前已有了排斥的潜意识，已不是平心静气的接纳，缺乏信仰与尊敬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传承，从而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五四学者们未所料及的。尽管他们并非一味的反传统，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当新鲜的思想与方法变得普及时，就不可避免的步入了尴尬的困境，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造成了新瓶与旧酒的不适，五四学者凭借他们深湛的国学根柢与对西学的熟稔，在时代的氛围和热情中掩盖了这种不适。但当救亡的激情与政治的狂潮平静之后，这种不适与断裂就显得分外突出了。
姚：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部分学者，认为国学太抽象，不具体，于是反对提国学；研究西方与现代的部分学者，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该批。这两种力量其实都出于一个原因：对国学不理解。前者是不理解文史哲不分的国学思维对于学术研究水平全面提升的意义，后者是不理解国学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如果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国学”的意义，可以先来个假设：假如没有国学，还会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假如以文史哲融通的精神研究学术，中国学术会怎样发展？当年清华国学院四教授，他们所立足的学问基础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出不了那样的大家？如果能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我想他们对于国学的态度会有所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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