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斋藏有金陵刻经处线装本《百喻经》一册两卷，版心17.5CM×13CM，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卷末有“民国三年秋金陵刻经处识”语云：
会稽周树人施洋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馀赀六元拨刻《地藏十轮经》。
此事在
受鲁迅之托经手捐款刻经之事的许丹（字季上，1891~1950）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许氏为佛教徒，精梵文，与刻经处关系密切。1913年4月，许季上先生送给鲁迅的一部《等不等观杂录》，就是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1837~1911）的著作；他又曾赠给鲁迅《劝发菩提心文》、《大唐西域记》、《金刚经嘉祥义疏》、《梦东禅师遗集》等书，多为金陵刻经处的印刷品；此外他又送给鲁迅若干佛像和佛迹照片。鲁迅亦有书籍回赠。
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金陵刻经处利用所藏的原刻经版重印了一批《百喻经》，我很荣幸地得到一册，什袭而珍藏之，以为镇斋之宝。
二
《百喻经》中有九十八则寓言故事，加上一头一尾，凡文本百篇。此书据说是尊者僧伽斯那从各种佛教经典里抄录汇编而成的，起先题作《痴华?》，“华?”是花环的意思，印度文学中有此一体，以类相从地把若干故事集合在一起，有如将花朵编成花环；似此，则书名实相当于“傻瓜故事集”。南朝齐永明十年（493年），由印度来华法师求那毗地译为中文。
这部书里的故事本来大约都是在印度民间流传的寓言，佛教大师们拿过来用以说明其教义；这就是《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之所谓“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原书编者的兴趣自然在于其中的宗教教训部分，所以书末偈语有云：“此论我所造，和合喜笑语……如阿伽陀药，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智者取正义，戏笑便应弃。”在他们那里寓言部分不过是工具，一旦通过这些寓言领悟了佛教的“正义”，种种寓言故事就可以抛弃了；鲁迅的态度正好相反，他认为应当打破佛教教义的束缚，让这些寓言的思想文学价值放出它固有的光辉。所以后来他的学生王品青（？~1927）将《百喻经》加以改编出版排印本《痴华?》（北新书局1926年6月版）时，就删掉了每则后半的那些教训；鲁迅为该书作序道：
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义，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法而已。（《〈痴华?〉题记》）
当年他本人捐资刻印全本《百喻经》时的想法，大约也是如此。鲁迅所重视者不在佛教之“药”，而在其寓言“药裹”；如今更可以彻底不管其“药”――全然不管那些附加上去的宗教意义，只把这些“药裹”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和欣赏。
《百喻经》的寓言大部分都很精彩，颇能发人深思，如卷上《杀群牛喻》云：
昔有一人，有二百五十头牛。常驱逐水草，随时喂食。时有一虎，?食一牛。尔时牛主即作念言：“已失一牛，俱不全足，用是牛为！”即便驱至深坑高岸，排著坑底，尽皆杀之。
不全则宁无。这样的思路人们时时可以见到，例如在求全责备的收藏家心目中，所藏的宝贝往往总是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干些绝对化的傻事，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百喻经》里的傻瓜都傻得非常彻底，而一旦彻底，道理就容易看清楚想清楚了。
此经中的寓言一般都不长，但意思到了；其中的人物无多，对话很有趣，如卷上《毗舍?鬼喻》云：
昔有二毗舍?鬼，共有一箧、一杖、一屐，二鬼共诤，各各欲得。二鬼纷纭，竟日不能使平。时有一人来见之已，而问之言：“此箧、杖、屐有何奇异？汝等共诤，?忿乃尔？”二鬼答言：“我此箧者，能出一切衣服、饮食、床褥、卧具，资生之物，尽从中出。执此杖者，怨敌归服，无敢与诤。著此屐者，能令人飞行无?碍。”此人闻已，即语鬼言：“汝等小远，我当为尔平等分之。”鬼闻其语，寻即远避。此人即时抱箧捉杖蹑屐而飞。二鬼愕然，竟无所得。人语鬼言：“尔等所诤，我已得去。今使尔等更无所诤。”
两个癫狂鬼（毗舍?鬼）都想独吞那些宝贝，光顾着争吵，结果上了一个骗子的当。骗子历来靠傻瓜生活。
《百喻经》中有些故事后来直接在中国民间流传，突出的如《三重楼喻》，一个富翁羡慕别人家的三重楼，要工匠也为他造一座，却又说“不欲下二重之屋，可先为我作最上者”。这个故事讽刺那些不要基础的人实在深刻，因此流传极广。从明、清以来在民间流传较广的一些笑话、寓言书籍来看，《百喻经》中某些寓言曾经由中国作家们加以适当的改造，也就是说《百喻经》在中国有许多影响性类似再现的作品。像《愚人食盐喻》、《说人喜嗔喻》、《送美水喻》、《奴守门喻》、《医治背偻喻》、《妇女患眼痛喻》等则，中国都有类似的笑话、寓言出现；这些经过移植改造的故事大大加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乡土元素，更加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细节也往往更加丰富生动，例如《雪涛小说》中讲起的医治驼背的故事就比《医治背偻喻》更为细致有味，而于此均可见《百喻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就是鲁迅本人的作品似乎也受到了《百喻经》的影响，颇有化用的地方，例如鲁迅在杂文中曾经讽刺过那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热风・随感录三十八》）；这种表述方法似与《百喻经》卷下《效其祖先速食喻》相同：
昔有一人，从北天竺至南天竺。住止既久，即聘其女，共为夫妇。时妇为夫造设饮食，夫得急吞，不避其热，妇时怪之，语其夫言：“此中无贼劫夺人者，有何急事，匆匆乃尔，不安徐食？”夫答妇言：“有好密事，不得语汝。”妇闻其是言，谓有异法，殷勤问之，良久乃答：“我祖父已（以）来，法常速食，我今效之，是故疾耳。”
这也正是一种“祖传老病”。鲁迅杂文中运用古今中外寓言甚多，其中有来自佛经者，也有他自编的新寓言，文字往往幽默有趣，这种“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的作风，与他接受《百喻经》以及其他佛教寓言故事集（如《旧杂譬喻经》和三种《杂譬喻经》等）的影响恐怕不无关系。
《百喻经》译为中文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事情，但并不太难懂。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一书中讲起“从文言到白话”这个问题时，提到佛经的文字比较通俗，其中颇有些口语的成分，就曾举《百喻经》为例。
《百喻经》后来有多种白话文选译本（只选其中的寓言或部分寓言），也有全译本，其中以周绍良先生的《百喻经译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最为通行，水平也最高。
三
金陵刻经处由近代佛学研究的先驱杨文会（字仁山）居士联合一批同道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仁山居士是安徽石埭（今名石台）县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曾两次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眼界相当开阔；他毕生精研佛法，几十年时间一直从事于讲学和刻经事业，在宗教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谭嗣同、章太炎、苏曼殊、沈曾植、陈三立、欧阳竟无等都同他有密切的关系并程度不等地受到他的影响。他花很大的力气募款重刻方册藏经，亲任校勘，刻印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佛经，同时也刻印佛像，广为流布。其时有江都妙空和尚（俗名郑学川，字书海，自号刻经生，1826~1880）在扬州砖桥设江北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刻经三千卷。经过多年努力，金陵刻经处刻印了大批重要经典以及《大藏经》未曾收录的中国古德著述，他计划中为初学者提供的读本《大藏辑要》（凡460种，3300余卷）虽未全部完成，但其中重要的部分是都印成了的，内有不少中国久已失传的重要典籍，由杨先生从日本搜得底本后精校而成，对推动近代佛学研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此鲁迅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1923年的一封通信中说过：“现在刻经处已有许多佛经，商务印书馆也要印日本《续藏》，又印正统《道藏》了，两位主客，谁短谁长，便各有他们自身来证明，用不着词费”（《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立论虽另有所指，但同时也就从流布思想史资料的角度，肯定了刻经处的文化事业。
金陵刻经处不仅刊刻佛经，还致力于培养佛学人才。杨仁山主办过佛学研究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在刻经处内附设佛学院性质的祗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虽然只办了两年，却培养了一批高僧和佛学人才，例如后来一度担任中国佛教总会会长的太虚和尚（1889~1947）早年就是这里的高材生。太虚对本师杨先生评价极高，曾指出“杨文会仁山居士刻行日本传归佛典，并拟复兴印度佛学，设祗洹精舍，吾亦预学其间。同光间设金陵刻经处……为近代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1926年10月，太虚从美国讲学回来，到了厦门，普沱寺及闽南佛学院设宴招待他，其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鉴于鲁迅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同时大约也因为鲁迅与刻经处有过一点因缘，大家公推鲁迅与太虚并排上坐，鲁迅竭力推掉了。稍后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两地书・六十》）中写道：“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其所以只配作陪也欤”，寥寥数语，写出了世态以及这位佛教大师的风采。可惜我们不知道鲁迅与太虚谈了些什么，也许他们会谈到杨仁山居士和金陵刻经处罢。
解放后全国各地的佛经经版陆续集中到了金陵刻经处，虽经“文革”浩劫，保存得还相当完好。目前该处仍然继续从事佛经的印刷流布事业，且有重印《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等重大举措。我曾从该处买过《妙法莲华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笔者手头又有该处1988年的《流通书目》，凡二百三十种，其中仍有《百喻经》，编号150，定价毛边纸本4.80元，宣纸本5.30元，即仍用鲁迅当年捐资刊刻之版重印者。又是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恐怕已经没有存书了。
四
杨仁山先生本人著述甚丰，后集为《杨仁山居士遗著》，1919年由金陵刻经处印行，凡一函十一册。其中有一册是《佛教初学课本》（1906年初版），仿用《三字经》的形式讲佛教的种种知识，“事略而法备，言简而意周”（光绪三十二年自序中语），至今看去还是一本相当好的了解佛教的入门之书。鲁迅早年曾购阅此书，见于《日记》1914年6月6日。
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曾经参考过杨著《等不等观杂录》。《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讲到《西游记》时指出其作者吴承恩“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尤未学佛，故回末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立论即参据杨仁山居士的意见。《等不等观杂录》卷四《大藏总经目录辨》云：
尝见行脚禅和佩带小折经目，奉为法宝。阅其名目卷数，与藏内多不相符，欲究其根源而未得也。一日检《西游记》，见有唐僧取经目次，即此折所由来矣。按《西游记》系邱长春借唐僧取经名相，演道家修炼内丹之术，其于经卷数目，不过借以表五千四十八黄道耳，所以任意摭拾，全未考核也。乃后人不察，以此为实，居然钞出刊行，广宣流布，虽禅林修士，亦莫辨其真伪，良可浩叹。
又同卷《一藏数目辨》也指出：
今时僧俗持诵经咒，动称一藏，问其数，则云五千四十八也。尝考历代藏经目录，惟《开元释教录》有五千四十八卷之数，馀则增减不等，至今乃有七千二百馀卷矣。世俗执著五千四十八者，乃依《西游记》之说耳。
这两条鲁迅均录入《小说旧闻钞》之《西游记》条下，以供研究者参考。鲁迅本人基本同意杨先生的意见，略有修订，他参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七）所提供的经目，在按语中指出“疑明代原有此等荒唐经目，流行世间，即胡氏《笔丛》所钞，亦即《西游记》所本，初非《西游》广行之后，世俗始据以钞椠此目也。”这样的结论应当是更准确可信的。
杨先生的重要著作《等不等观杂录》、《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以及《阐教编》等，今已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欧阳渐吕?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取读最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