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先生所解《乡党》末章，无论从文句上，字形上，词义上，句义（即义理）上，历来解释便歧义丛
歧义之一，“色斯举矣，翔而后集”的主语。
一种意见认为,这句话的主语是孔子，皇侃持此说，蒙先生文章已经指出：“皇侃解‘色斯举矣’为‘谓孔子在处者见人颜色而举动也’，解‘翔而后集’为‘谓孔子所至之处也，必?翔审观之后乃下集也’，即都是指孔子的出处行止而言。”
第二种意见认为，这句话的主语是鸟，首创此说的是朱熹。蒙先生文章中也已写明：“朱熹解释‘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说：‘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下止。’‘见人颜色不善’之说，仍沿用了邢?之说，但其最大的改变是，此处的‘举’和‘翔’，都是指雉鸟，而不是指孔子。”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见人颜色之不善”中的“人”，究竟是谁，有人以为是孔子，有人以为是子路，还有人以为是泛指，详见下面文章。
歧义之二，句子的完整性、顺序、字数的多少。
朱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一句后，注说：“然此上下，必有阙文”。（《四书章句集注》）在全句之后又注说：“然此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
清人黄式三《论语后案》转引李安溪、姚秋农的意见说：“无阙文”。（程树德《论语集释》）
明人陈禹谟《谭经菀》转引《讲录》说：“此文前后倒置。”（程书，730页）按照他的意见，这句话的顺序应当是这样的：“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则辞意尤明。”（同上）则此句的顺序为：“山梁雌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唐人韩愈、李翱《解论语笔》认为“曰”前应有“子”字，将下面的话坐实为孔子所说。（同上）
《后汉书・班固传》注，引用《论语》此句时为“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二字不重复。（同上）
歧义之三，字形、字义。
主要集中在“梁”、“共”、“嗅”三个字上。
“梁”，有两解。一作“桥梁”解，邢?《论语注疏》：“梁，桥也。”一作“粱”，清人钱坫《论语后录》：“依义当作‘粱’，……字从米，不从木，与浮梁之梁异。”
“共”，有两解。一作“拱”解，而这个“拱”，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执取”，即捉拿，《吕氏春秋・季秋纪》：“子路?雉，得而复释之。”一是拱手，清人江声《论语?质》：“子路以夫子叹雉之得时，肃然改容，竦手上收。”一作“供”解，即“供奉”，朱熹《四书章句集释》：“子路不达，以为时物而共具之。”即蒙先生文章中所说：“‘共’字作‘供’字解，是供给、供养之义。所谓‘共具’，就是作为食物供孔子食用。”
“嗅”，有六解。一作“闻气味”的闻，朱熹《四书章句集释》：“孔子不食，三嗅其气而起。”即蒙先生文章中所说：“注者解作用鼻子闻嗅，于是，‘三嗅而作’，就被解释为孔子再三闻其气味。”一作“戛”，鸟叫声，朱熹《四书章句集释》引：“晁氏曰：‘《石经》“嗅”作“戛”，谓雉鸣也。’”一作“s”，程树德《论语集释》：“《说文》训犬视，亦惊顾之意。”一作“张两翅”，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刘聘君：“嗅，当作s，……张两翅也。”一作“鸣”，韩愈“吾谓‘嗅’当作呜呜之鸣，雉之声也。”一作“叹”，宋人蔡节《论语集说》：“‘嗅’，疑作‘叹’。”
歧义之四，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由于上述的歧义，对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便有不同的理解，这可以从当代学者的语译可以看出。下面罗列几家的译文。
杨伯峻：(孔子在山谷中行走，看见几只野鸡。)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处。孔子道：“这些山梁上雌雉，得其时呀！得其时呀！”子路向它们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论语译注》）（按，杨先生认为，“见人颜色”中的“人”是孔子。）
来可泓：孔子与子路在山路上看见一群野鸡，野鸡见子路神色不善，就飞向天空。飞了一阵，又聚集在一起。孔子叹道：“山梁上的野母鸡呀，懂得时势啊！懂得时势啊！子路误会了孔子的意思，射下野鸡，烧熟了奉献给孔子。孔子不忍辜负子路好意，用鼻子闻了三次，便站起来走了。(《论语直解》)（按，来先生认为那个“人”是子路）
钱穆：只见人们有少许颜色不善，便一举身飞了。在空中回翔再四，瞻视详审，才再飞下安集。先生说：“不见山梁上那雌雉吗！它也懂得时宜呀！懂得时宜呀！”子路听了，起敬拱手，那雌雉转睛三惊视，张翅飞去了。(《论语新解》)（按，钱穆认为，“人”当是泛指）。
古棣、周文英：一群野鸡受到了惊吓立刻飞了起来，盘旋一阵子而后落在一起。孔子说：“这些山梁上的雌野鸡，逍遥得其时呀！逍遥得其时呀！”子路要捕捉它们，野鸡叫了三声就飞走了。（《论语译说》）（译者在这段译文后一个说明，照录如下：“‘色斯举矣’：至今未得正确解释。钱穆认为，‘只见人们又少许颜色不善，便一举身飞了’；杨伯峻译为：‘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变飞向天空’。这两种今译都有古注的根据，[古注皆把‘色’字当作本字],这其实是讲不通的：‘少许颜色不善’，‘孔子的脸色一动’怎么就惊动野鸡起飞。无斯理，也必无斯事。”注者认为，“色”是一个假借字，作“恐惧”讲。）
歧义之五，这句话的主旨。
其一，无解。朱熹：“不可为之强说。”（《四书章句集释》）杨伯峻：“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论语译注》）李零：“最后这章，莫名其妙。”（《丧家狗》）金纲：“本章向称难解，似也无解。”（《论语鼓吹》）
其二，拿“时哉时哉”几个字大做文章。“时哉者，言雉逍遥得时所也。所以有叹者，言人遭乱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时也矣。而不如山梁间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是得其时，故叹也。”（程书，732页）“此以人事喻于雉也。雉之为物，精儆难狎，譬人在乱世，去危就安，当如雉也。”（同上）即蒙先生所概括的：“借雉鸟以比喻‘人不得其时’的主旨。”这是历来的解说。
其三，蒙先生的解释：“该章实际上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条线。”“如果进一步追问其更深层的意义，那么，该章所表达的，是孔子和子路对生命之所以有敬畏，是由于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尊重。”这是一种最新的解释。
短短的一节文字，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歧义。但，这在《论语》中，绝不是个别的例句，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读《论语》，最让人感到麻烦、感到困扰的，主要还不是那些读不懂的句子，而是那些看起来似乎能够读懂，有些还是耳熟能详，甚至是经常被人引用的章句，在经过学者、专家们的解读后，发现各家解说互有出入，有些甚至大相径庭，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还有些章句，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解说，发掘出了出人意表，甚至让人瞠目结舌的思想蕴含。
例如，《论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即“子曰：‘学而时习之’”章，文字明白易懂，但对义理的阐释，虽然不是水火不相容，但也是各说各话。
钱穆以为，这三句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描述：“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自远来，则中年学成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当之。苟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知我，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
李泽厚则另有一番解释，他拿“说（即悦）”、“乐”二字，大做文章，说此章是所谓“‘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而所谓“乐感文化，实用理性”，是李泽厚解读《论语》的新概念，他是将其与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相提并论的。他从这个角度，对这三句话的关系加以推演：“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体却不失个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论语》首章，不亦宜乎。”好家伙，居然从这三句话中，看出了这么多的学问，比钱穆还要玄乎，这与他在《记》的开头时所说的“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实在是抵牾得厉害。
李零：是导师给研究生的训话：“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导师给他们训话，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你们来到我门下，听我传道，按时复习，乐在其中。第二乐是和同学们在一起，你们不光自己学习，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成为你们的同学，弦歌一堂，岂不快哉！第三乐是师门以外，别人不了解，千万别生气，因为你们学习的目标，是成为君子，学习是为自己学，别人不知道，照样是君子，你有君子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也很好吗？”
《论语鼓吹》所引的韩国学者崔根德的一段话，独具慧眼，提出了三种不同视角的人：“儒学以三种不同的视角考察人，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人，道德的人和理想的人。”“假如说历史的人是纵向的时间的把握，那么，道德的人便是横向的空间的探索，而理想的人则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人的形象。”他就是以这种视角来分析《学而》开头的三句话的：“在《论语》的开篇我们就能接触到这种视角。‘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是以先人的先觉为楷模，学习他们的知识蕴蓄和文化遗产，这属于纵向上时间上的把握，这是历史的人世观的表现；‘有朋自远来，不亦乐乎？’是指修道积德，其香远播四方，形成共感带，使许多人慕名而来之意，此为横向空间上的探索，这是道德的人世观的表现；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表现了人格完成的圆满性，表现了达观的境界，此为超越时空的永恒之人的形象，这是理想的人世观的表现。”
由于这是《论语》第一章，学者们自然特别重视，于是使出浑身解数，竭力要发掘了其中的微言大义，本来笔者自以为这一章没太多的难点，可读了这些学者的解释，反而倒一头雾水。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比比皆是，让笔者很为自己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自觉愚昧，顿感羞愧，但也心生疑窦：难道孔子真的是那样想吗？据说有一种“解释学”，或称“诠释学”的学问，是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的学问，但可以突破文本，发掘出文本原作者心中之所无，而是发掘者心中之所有的含义来。这一来，可就没谱了，谁都可拿《论语》说事儿，有句成语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论语》就成了这样的酒杯。
朱熹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就是说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偏要人为地往高里拔，往深里挖，往远处推，使得本来明明白白的话，变得十分晦涩。他批评道：“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错过了。”看来这种现象，也是古已有之，朱熹本人在注释《论语》等所谓“四书”时，便犯了这种毛病，程树德先生批评他是“强人就我”，这种“强人就我”的现象，在几乎所有注释《论语》的书中都存在。
梁启超说：“孔子的话，辞句简单，而含义丰富，所以后来研究孔子学说的人，可以生出种种解释；同为儒家，下面又分出许多学派。”（《儒家哲学》）
杨伯峻先生说：“《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人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我们不必去反对‘断章取义’的做法（这实在是难免的），但是不要认为其断章之义就是《论语》的本意。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解释《论语》‘立意求高’的结果。”（《论语译注》）
李泽厚：“《论语》注家据说有两千多，……据说几乎每章都有不同解说。……各家注疏，大有异同，许多时候差异和对立都很突出。”（《论语今读》）
使我纳闷的是，一部一万多字的书，几千年来，经过古今中外成千上万人的研究，而且，其中许多研究者，还是学问渊博的名家、大家，对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掰开揉碎地去考证，去揣摩，怎么最后还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意见呢？难道真是“经无达诂”吗？当然，作为学术研究，百家争鸣，这也正常，问题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当我们将《论语》当作道德教育的读本，或者，当政治人物将其视作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时，章句的歧义，义理的纷争，常常会使人不知所从，不知所措，甚至会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让受教育者、让权力的行使者听谁的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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