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近日于天津逝世。杨生茂先生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有重大建树，并培养出一批出色的美国史研究人才，对中国史学界贡献卓著。本刊特刊发杨生茂先生弟子、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
南开大学著名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于今年5月4日仙逝，闻后不胜悲伤。杨先生是我的导师。我在大三时读到一篇采访杨先生的文章，读后深为先生的学识与人品感动，从此立志报考杨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大学毕业时，承蒙杨先生错爱，我有幸成为先生该年所招的唯一一名学生。
南开几年，在杨生茂教授的严格指导下，我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涯。先生严于律己，治学严谨，敏于思考，文字优雅。在先生的督促下，我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代名篇及美国史著作。先生指导学生的一个独特方法是将自己每天想到的对学生有用的心得、书目、应做之事及注意事项写在旧信封或废纸上，在他一日多次的散步途中塞在我的宿舍门下或信箱里。有时一天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件。即使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先生仍是耳提面命，继续不断提供杨氏手谕或启示录。在南开6年，我积累了大概上千封先生的手谕。可惜在1990年底出国时将信件及其他物品寄存别处，后来竟不翼而飞了，十分可惜。
除了手谕及启示录外，先生指点我治学的另一有效方法是寓教于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先生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要撰写一部完整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我受命写作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章节。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时常受到先生多方鞭策和指点无数。耳濡目染，获益比起课堂上的满堂灌不知要强多少倍。为了督促我专心工作，先生费尽心血，严加督促，让我每天诚惶诚恐，不敢懈怠。记得有一次美国史研究室的林静芬老师热心要为我介绍女朋友，此事传到先生耳中，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府上，告诉我说：“我不管你谈恋爱不谈恋爱，写完书再说。”
杨先生是影响我学术人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记得20世纪80年代南开美国外交史专业的研究生工作比较好找，我的志向是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但就在我尚未最后定夺时，先生有一天一早命我到他家去，到后方知是毕业志愿事。当时研究生可填报三个志愿，先生告诉我，我的第一志愿应填南开，我问第二志愿是否可填别处，先生说还是南开，这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告诉先生我想到外交部工作，可否第三志愿填外交部，先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应该做学问，所以第三志愿还是南开。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外交官，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历史学者。
先生属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犹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先生爱女杨令侠处获悉先生生日将至，我一时玩心大发，特意同天津电台联系，安排先生生日当天播放一首先生喜爱的歌曲，并同节目主持小姐敲定好解说词及播出时间。先生生日那天，我同《历史教学》的吴崇诰先生一起造访先生府上。先生有听收音机的习惯，所以到约好的音乐节目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故意让先生打开收音机，声称电台可能有重大消息播放。先生打开收音机后，电台立即传出点歌台主持小姐悦耳的声音，说今天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生茂先生的生日，他的仰慕者特意点歌一曲，祝贺杨先生生日快乐等一堆软绵绵的话。先生听完歌曲后，喜笑颜开，颇为得意。当我开玩笑说，这点歌人恐怕是先生的女性崇拜者时，先生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用地道的河北话斥责道：“不要乱说。”
我硕士毕业后奉先生命留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工作，但一心想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同先生达成一“君子协定”，一旦我的《美国外交政策史》章节定稿，先生应放我到美国去读书。先生一诺千金，1990年我即在先生的祝福下，负笈美国，来到哈佛大学，成为先生推崇的美国史大家入江昭教授的博士生。从此我浪迹天涯，在海外学习工作，失去与先生经常当面请教的机会。
虽然我直接接受先生耳提面命的时间大概只有6年多，但回首前尘，先生影响我人生至巨。2005年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大战》中，称先生为我“一生的导师”（life-timementor），可谓发自心田。为表达对先生培育之情的感激，我特意把200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题献给我在东西方的两位伟大老师：杨生茂与入江昭。
近20年来，我浪迹天涯，但先生对于我的每一步成长、迈出的每一步伐都予以关注。2005年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的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获悉后，居然亲自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上发表出版消息。2009年秋，我受王希、姚平两位友人之命，写了一篇不足挂齿的回顾个人学术生平的《浮生三记》一文，收集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中。初稿完成后，为博先生一笑，特意请先生爱女杨令侠教授将其电子版印给先生一阅并请先生提意见。令侠称，先生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先生还让令侠传给我他的一封信，信写道：“国琦，诵读全文一遍，很受感动，自然也很高兴。对我赞语，十分感谢。你做档案工作的艰苦经历频频触动我的心坎，并取得我的敬佩。因病，不能多语。祝春节好。”去年秋，我在近两年的举棋不定后，决定接受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聘书，离开美国，到香港工作。先生获悉后，于去年底，寄给我一张贺年卡，上写：“国琦如晤：赴港执教，实属优选，甚值拍手称快。他日访问，更为便捷。”
新到香港，因万事纷扰，尚未来得及到先生处问候，先生即驾鹤西归，怎不令人悲伤不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先生九泉之下，安息！
我从先生处，不仅学到学问，更是受益于先生的人生学问，学会如何自处、处世。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汲汲于救国、治学之道。如今大师已去，先生植于我辈弟子中的学术人生的种子犹存，定当不遗余力发扬光大，以无愧于先生教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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