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
韦努蒂在美国本土的英语语境下反对归化翻译，拒绝用目的语把外来原语读本翻译为地道的英语，以抵抗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在翻译策略上实施的对少数族裔话语的软侵略―――后殖民侵略。
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在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其地中海沿岸的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等主要城市，先后在经济、科技、政治与文化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是在17世纪以后，随着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的日益衰落，再加之英、美、法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体制，意大利的辉煌已经悄然落幕，现在已经沦落为西方的边缘化国族了。而正是西方诸国之间综合国力的巨大落差，逐渐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在西方地域内部也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这一点在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的两部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与《翻译的丑闻：走向差异的伦理》（TheScandalsofTransla鄄ti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中有着深刻的阐述，劳伦斯・韦努蒂是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任职的美籍意大利裔学者，也正是他提出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同样，现下的中东地区在古典时代也曾收获了高度灿烂的文明，诞生过古埃及、古巴比伦、亚述王国、波斯王国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皆起源于此。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曾经作为世界中心的中东地区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中，中东地区受到了世界新兴中心地域的殖民、后殖民的侵略，在与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愈发退向边缘化的弱势状态。正是在晚近30年来文化后殖民主义的态势下，中东地区的三位后殖民主义批评者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持有同样的文化边缘人心态，操用解构主义策略建构了从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这恰恰与韦努蒂在同一时期操用解构主义策略以边缘抵抗中心的异化翻译理论有着共谋关系。
韦努蒂曾经对美英出版界每年出版物的总量和外来原语翻译为英语译本的出版比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统计，他吃惊地发现，其中英语译本的年出版比例仅仅占到出版物年总出版量的2.5%~3%，并且这些极少量的英语译本都是在归化翻译方法的制约下推出的出版物。因此，他决然地指控美英国家在出版业方面针对非英语国家实施了翻译暴力，并声称这无疑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现象。在这里，我们可以审视到韦努蒂个人的翻译理论姿态：他主张操用抵抗式翻译策略来阻挡美英国家的文化侵略，希望有更多的非英语读本被翻译为异化的英语，从而在翻译策略上达到抵抗美英大国文化暴力的目的。韦努蒂正是基于这一翻译策略，建构了属于他自己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体系。显而易见，韦努蒂是一位身处异域和边缘的民族主义者，他所提倡的翻译策略与美英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解构主义异化翻译策略在国际译学界中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示，这的确也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韦努蒂是执教于美国本土高校的“西方少数族裔”学者，他所倡导的翻译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得到我们中国学者同情与支持的。在他所强调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西方中心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涉通常意义上的欧美全部国家、民族与地区的范畴了，而是一个缩小到仅以美国为中心向外扩张的文化沙文主义概念，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就是“美国中心主义”。然而美国在建国早期是一个多元种族杂混的新兴国家，在20世纪初以暴发户的身份短期内崛起后，美国依凭强势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把本土文化作为隐形的武器，对他国文化进行侵略，在挤压中将他国文化向边缘化驱逐，甚至同化；所以韦努蒂在美国本土的英语语境下反对归化翻译，拒绝用目的语把外来原语读本翻译为地道的英语，以抵抗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在翻译策略上实施的对少数族裔话语的软侵略―――后殖民侵略。韦努蒂的翻译策略已经超越了关于纯粹的语言翻译技术的讨论，更多地涉及到两种文化因翻译引起的对话策略与平等互惠等多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当然也关涉到了翻译伦理学的问题。
当我们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策略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们可以将他的文化立场凸显出来：韦努蒂是作为意大利少数族裔在英语语境下提出异化翻译策略的，通俗地讲，在他的翻译策略中，译者应该将原语中所包含的具有该民族特性与独特文化的词句“直译”、“硬译”甚至“过度翻译”出来，以此对地道的英语目的语进行颠覆与解构。他曾经尝试使用异化翻译的方法将意大利作家德・安吉利斯（DeAngelis）的诗歌作品翻译为英语，这样的诗歌译本在美国本土的英语读者中呈现出了极大的语言陌生性。因此，韦努蒂在这次异化翻译中成功地将意大利本土的原初文化不加异变地译介到了美国，实现了少数族裔文化对美国中心主义文化的局部抵抗。张景华在《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一书中曾对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作出了分析，认为异化翻译属于翻译伦理学的问题，直译属于翻译方法论的问题。我想应该把“硬译”和“过度翻译”也带到异化翻译中去讨论。
中国翻译界终于迎来了“韦努蒂时代”，在这个时代，谁要是倡导异化翻译，谁就是最前沿、最时尚的翻译实践者与翻译研究者；相反，谁要是坚守归化翻译，谁就是落后的新保守主义翻译实践者及研究者。
正是出于对韦努蒂据守边缘抵抗中心的翻译策略的尊重，韦努蒂的解构主义异化翻译理论以及上述两部著作被中国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作为西方当代主流翻译理论从英语翻译到汉语。我自己也曾经翻译过多篇西方关于前沿文学艺术思潮讨论的英语文章，就我个人的翻译经验来看，如果将韦努蒂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融入到我们的翻译行为中，对于文学作品，我们既可以对其进行归化翻译，也可以实施异化翻译，但是面对文学艺术理论文本，我们只能对其进行异化翻译，而无法实施归化翻译。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将西方文学艺术理论术语从英语原语归化翻译成为地道的汉语目的语，如“ModernismArt”（现代主义艺术）、“ImpressionismArt”（印象主义）、“Post-graffitiArt”（后涂鸦艺术）、“MinimalArt”（极简艺术）、“OpArt”（欧普艺术）、“VideoArt”（视频艺术）、“MailArt”（邮寄艺术）、“OutsiderArt”（局外人艺术）、“AppropriationArt”（挪用艺术）等。上述这些西方文学艺术理论中的许多术语，都不可能使用归化翻译将其翻译成为地道的汉语目的语，因为我们在汉语语汇中无法找到原生态的词语来与之对译。到底什么是所谓的“OutsiderArt”？我们只有在原语的字面意义上对其进行异化的翻译，以此来保持英文原语的字面意义不被汉语目的语篡改或者误译。当然，这种异化翻译的方法也呈现出西方文学艺术理论从英语原语被翻译为汉语目的语后的陌生化。
中国翻译研究者将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翻译与挪用到中国汉语学界，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翻译界对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经典的翻译现象，由于中国本土翻译界只产生过“信、达、雅”的古朴翻译策略及贫乏的翻译理论，所以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不得不向西方翻译研究界借用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语境、身份及文化立场的差异，所以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被译入中国汉语学界后，恰恰产生了相反的学术效果。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译介到中国本土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潮及各种文学艺术理论几乎是无条件地、不加选择地接受的。当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后，其所倡导的“以边缘抵抗中心”的译学思想对中国学界的震撼相当强烈，以致于现下中国的翻译实践者与翻译研究者几乎都成为了韦努蒂的盲目追随者，而异化翻译也成为了中国翻译界现下所倡导的主流翻译策略。中国翻译界终于迎来了“韦努蒂时代”，在这个时代，谁要是倡导异化翻译，谁就是最前沿、最时尚的翻译实践者与研究者；相反，谁要是坚守归化翻译，谁就是落后的新保守主义翻译实践者及翻译研究者。
在这里，中国翻译研究者对韦努蒂的翻译策略有着一个极大的误区。韦努蒂在美国是边缘国族学者，他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美国本土的美国中心主义及其传统的归化翻译策略进行抵抗。在西方的翻译实践中，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但是中国学者却将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误认成西方的主流翻译策略并将其译介入中国，这完全忽视了韦努蒂及其翻译策略所身处的边缘身份。在翻译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英中心主义，或者进一步说是美国中心主义。美英传统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研究策略是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归化翻译，而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理论正是站在边缘来对西方的主流翻译策略进行抵抗的。
中国学者对这一翻译理论接受的态度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抵抗西方中心主义，一方面又积极热情地把代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与文学艺术理论大量地译介到国内，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与国际主流学术接轨，以博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并且在他们撰写的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汉语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主流理论翻译而来的异化术语。国内近30年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几乎都是被中国学者所盲目追捧的西方主流理论；相反，如果中国学者认为一门学术理论没有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那么这门理论就不是主流的西方理论，所以就没有翻译的价值。而中国学者就是将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某种误读中，理解成了可以代表西方主流的翻译理论，并且异化地译介到了汉语的语境下。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结果，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本是他身处美国本土、以边缘国族的身份来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归化翻译策略的，但是却被中国翻译研究者误读成了西方的主流翻译理论译介到了中国，对中国本土的归化翻译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与解构，在翻译策略上进一步导致了当代中国翻译的全面西化状态。
好像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美国本土崛起后，并没有达到彻底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效果。在美英本土的出版界，只有操用归化翻译策略将外来原语的读本翻译为地道的英语目的语才能够被大众读者接受。但是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对韦努蒂的误读恰好让韦努蒂在中国充当了一位西方中心主义者，他们将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误读成西方主流理论译介到中国，由于他们运用的是地道的异化翻译，那么在中国挂着“西方主流理论”招牌的韦努蒂解构主义翻译策略恰好帮助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学界解构了中国本土话语。
多年来，诸多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被翻译到中国，并对中国学术文化在语言与观念上产生了影响。中国本土学者通过异化翻译把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引入中国学界，最终进一步导致了西方文学艺术理论对中国本土批评话语的颠覆与解构，使中国本土的翻译研究因异化翻译而进一步外国化与西方化。
韦努蒂是坚决维护意大利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他在美国学界一定要表现出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激进主义者姿态。而那些把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译介到中国的研究者恰恰是反对本土民族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在中国主张异化翻译，将韦努蒂在美国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理论当作西方的主流理论，将其作为进一步解构中国批评话语的理论工具。好像任何边缘学者的边缘理论在西方肇始后，取道西方译入第三世界都可以完成其身份的转变，成为来自第一世界的主流理论，韦努蒂与那三位后殖民批评者都是如此。有趣的是，这四位学者使用的解构主义理论又都是从法国学者德里达那里挪用而来的，解构主义还是西方的主流理论。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选择权已经不是韦努蒂及翻译研究者仅仅摆弄理论就能够决定的事情了，21世纪是经济与科技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市场与快捷才是决定翻译策略的最佳砝码。
我也认为，翻译的确不是单纯的语言跨文化交换的技术性问题，它牵涉到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平等、相互的影响与融合、对话的策略与方式等等诸多意识形态问题。进入21世纪，人类语言之间的翻译与转换已经附加了太多的文化立场、文化价值、文化伦理。根据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还可以提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可以说，韦努蒂在提出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之前就已经在潜意识里和语言上屈服于美英中心主义了呢？不然为什么韦努蒂不直接使用意大利语来写他的翻译理论著作，而还是操用英语呢？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应该以怎样的文化立场接受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国学界什么时候会出现属于自己的、以中文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从事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中国学者应该以怎样的策略、身份与立场走向国际学界？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疏离关系应该怎样解决？从事翻译实践的学者在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两种方法中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可以无视翻译研究者们的理论空谈，根据译者自己所顺应的市场和择语风格作出取舍。而那些翻译研究者在讨论翻译实践者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或是崇洋的激进主义者时，其实他们自己的翻译研究也无法回避这两种指控，或者翻译研究者几乎没有经历过具体的翻译实践。
在我个人看来，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选择权已经不是韦努蒂及翻译研究者仅仅摆弄理论就能够决定的事情了，21世纪是经济与科技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市场与快捷才是决定翻译策略的最佳砝码。说到这里，真是有些让人倍感无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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