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康慨报道 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连续开箱行动有了重大而喜人的发现：十个银行保险箱中藏有“巨量”此前从未出版的卡夫卡手稿、信件和笔记。与此同时，一些质疑以色列取稿要求是否合理合法的声音也逐渐出现。
“书写狂”的遗产
专家们据报发现了卡夫卡与奥
多位以色列学者和律师参与了开箱行动。有人告诉7月23日出版的《国土报》：“如果不了解卡夫卡和布罗德，看到如此巨量的文档，你想必会把他俩当成书写狂。”
书写狂是一种精神病症，患者有不可抑制的冲动，不停地写文章。
也有专家表示，这些手稿系被人故意藏匿，以备将来升值后卖大钱。
他也许在暗示，心术不正的藏稿者正是布罗德本人。因为苏黎世瑞银集团的四箱手稿，系布罗德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入藏，封存44年后，上周才首次打开。
这些手稿，原由卡夫卡密友和遗嘱执行人布罗德在二战爆发后，由布拉格偷带至以色列。布罗德1968年去世前交托女秘书兼情侣埃丝特・霍费保管。以色列政府视卡夫卡手稿为公产，与霍女士长期对峙，直至她2008年以101岁高龄去世，方对其两个白发女儿埃娃・霍费和露特・魏斯勒发起讼战。两周前，法官下令打开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十个银行保险箱，清点手稿，上周二再作出裁定，一俟编目呈交，经甄别和评估后，非属霍家隐私的卡夫卡、布罗德及他人手稿，均可付诸公开出版。
这是要求得到手稿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国土报》的胜利――该报同样诉诸法庭，申请手稿公开发表。
开箱事件登上了全世界各大报的文化版头条，《国土报》特别注意到，即便是伊朗的《德黑兰时报》也对此做了报道。
质疑声逐渐出现
全世界的卡夫卡迷固然对手稿出土和终将面世感到欣悦，以色列的强力开箱行动却引起了不同反响。本报上周曾刊发评论，对卡夫卡手稿是否如以色列众多爱国教授和代表国家的律师所言，属于以色列全体人民的观点提出质疑。
霍家本已与德国马尔巴赫的德语文学档案馆达成协议，要将卡夫卡和布罗德的全部档案打包卖给后者。在这场德以文化争端中，以色列学者不止一次地公开暗示，布罗德是大屠杀幸存者。对德国人而言，历史问题永远是最不堪一击的软肋，他们因此变得非常谨慎和低调。
7月22日，年轻时曾在以色列军队服过役、在加利利海边基布兹摘过香蕉的犹太裔英国作家安东尼・勒曼（AntonyLerman）刊文于《卫报》，质询到底是谁，才拥有包括卡夫卡手稿在内的犹太文化遗产。
“已无继承者的前大屠杀时期欧洲犹太文化资产的所有权……是一个争议巨大的课题。”勒曼写道，“近年来，随着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以色列援引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成的1952年赔偿协议，日益要求成为多种所谓无主之公私财产的继承者，根据该协议，联邦德国就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欧洲犹太人所为，支付了数十亿德国马克的赔偿和补偿。”但很多犹太人社团反对这一政策，因为欧洲残留的犹太群体已因此不被视为正当的犹太遗产继承人。
勒先生说，某些以色列公共机构在政府鼓励下，一直在欺凌欧洲犹太人群体，其中一个尤为骇人听闻的事例发生在2001年，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将波兰犹太画家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的大屠杀壁画，从其波兰德罗霍比茨村原址秘密运抵以色列展出，一度引起国际公愤。
“如果（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可以声称卡夫卡的遗产属于该犹太国家，那么它，以及其他类似的以色列公共机构，实际上都将可以对欧洲现存的任何前大屠杀时期的犹太会堂、艺术品、手稿，或珍贵遗物提出要求。”勒先生写道，“然而不论是以色列国，还是任何政府或公共机构，都没有这个权利。”
他认为，卡夫卡固然是犹太文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但他同时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主题可以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找到共鸣，以色列声称拥有其所有权的态度实为大谬。
勒曼质疑政府独断文化，国家妄言人民，幸得他年轻时为以色列国当过兵，为集体农庄摘过蕉，根红苗正，故而想必不会被扣上反犹分子的大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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