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音乐伟大的悲情

今年是波兰音乐家肖邦诞辰200周年，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将举办近3000场音乐会、电影展映会、展览会等活动，纪念这位浪漫主义“钢琴诗人”。中国人民对肖邦情有独钟，早在去年12月7日，“肖邦年”活动的全球首场音乐会便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肖邦音乐会、图片展、电影展映等活动也在中国各大城市陆续开

肖　邦

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于润洋教授是著名的肖邦研究专家，在与本报记者谈及肖邦音乐的人文内涵、艺术价值等问题时，他有感而发：“记得一位学者在一篇短文中，从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中间接地引述过德国哲学家康德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凡是最高的美都使人惆怅，忽忽若有所失，如羁旅之思念家乡。我想，康德的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感悟和理解肖邦音乐悲情本质的一个重要启示。”

最高的美

读书报：您对肖邦不同时期创作的多首作品进行过深入的审视与阐发。肖邦音乐在中国和世界有怎样的影响？您如何解读肖邦音乐跨越国界的艺术魅力？

于润洋：肖邦的音乐，像任何一位真正的音乐大师的作品一样，自从肖邦逝世以来经受住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无可争议地成为人类音乐文化的经典，肖邦也成为与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比肩的西方顶级音乐大师。以单独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作为比赛曲目的国际钢琴比赛是极为少见的，而“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其中最有分量、最具权威性的，成为考验青年钢琴家艺术造诣和水平的最重要平台。肖邦逝世一百六十余年来，自从他的同时代友人、另一位浪漫派音乐大师李斯特于肖邦尚在世的1848年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肖邦的著作起到现在，仅是传记就已不下几十部，至于专题研究文献则已经难计其数。这种情况在已故欧洲作曲家中，除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等大师级作曲家外，并不是很多见的。正像我国经典名著《红楼梦》研究已成为所谓“红学”一样，在国际音乐学界“肖邦学”（chopinologia）几乎成为一种“显学”。这一切都足以表明肖邦在世界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中的巨大影响。

至于在中国，似乎可以说，中国人对肖邦情有独钟。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社会音乐生活、音乐教育、参与国际音乐比赛活动以及理论研究中，肖邦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为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除了中国的知名钢琴家之外，还邀请了意大利的波里尼（Polini）这样的钢琴大师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肖邦作品的独奏音乐会，中国国家话剧院甚至创作并演出了话剧《肖邦》，肖邦热忱而忧郁的爱国者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这一切都证明了肖邦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读书报：叔本华曾经指出，音乐的可能性超越其他一切艺术，联系着宇宙的永恒。他甚至说过：“音乐比文字更有力；音乐和文字结婚就是王子与乞儿结婚。”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偏激，但是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用语言文字来阐释音乐的困境。您能否谈谈在对肖邦的阐释和研究中是如何进入“悲情色彩”这一角度的？

于润洋：你提到了叔本华的看法，这确实触及到用文字来阐释音乐时所面临的困境。我在一部著作中曾提到，音乐文本与语言文字文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用后者来阐释前者，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人――特别是当他面对一部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作品时――总是不满足于对它的表层感知和单纯的感性体验，而要去追问其更深层的意蕴。

要阐释肖邦的音乐作品，首先就必须反复聆听和感受这些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对特定的作品会产生特定的感性体验。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过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即声音层面的乐音结构体本身。

当我们认真审视了肖邦所经历的时代、社会境遇和他的整个心路历程之后，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位曾经那么无忧无虑、充满青春幻想和美好憧憬的年轻人，终于成为一个被他的友人作曲家李斯特称之为“孤僻得极为彻底的人”，一个难以摆脱惆怅、忧郁和痛苦的人。原因就在于：祖国的沦亡和暗淡前景造成的巨大精神、情感创伤，羁旅异乡的漂泊者眺望故土的浓厚乡愁，自己的艺术难以被真正理解的苦闷，亲人和友人的相继离世，直至爱情生活带来的折磨和痛苦――离开这一切，我们便很难只凭聆听音乐的感性、直观经验去感悟和理解肖邦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悲情，恐怕也就更难侈谈作品背后的、涉及终极的形上意蕴的层次了。我之所以认为西方一直在流行的那种只就作品谈作品、竭力反对探索艺术家“创作意图”的理论是不足取的，理由就在这里。

谈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我认为肖邦音乐的内涵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不能用悲情来概括它的全部。但是，我认为肖邦音乐中最感人至深、最震撼人们心灵的，却是他的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悲情的作品。我一向认为，任何时代和任何种类的艺术作品中，真正能使人感动至深甚至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展示幸福、欢乐、舒适的东西，相反，往往是那些充满着失意、孤寂、忧郁、悲伤和痛苦的东西，直至在不可抑制的愤懑中的爆发，而这一切正产生在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而又无可挽回之时。对于肖邦来说，最令他悲哀和痛苦的，莫过于祖国的沦亡。

肖邦曾对自己音乐中所承载的悲情有过袒露，李斯特于肖邦逝世后第二年撰写的《肖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天晚上，肖邦与李斯特和他的情人法国女作家玛丽・达古在一起，肖邦弹了很长时间的琴。达古被肖邦的音乐感动不已，便问肖邦应该怎样称呼他的音乐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肖邦直截了当地回答，如果她的心感到悲哀，那就说明她的心没有错。他说他虽然也有昙花一现的快乐，但是从来也没有抛弃过他心灵中最隐秘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的名称，只有在他自己祖国的语言中才能找到，那就是za?。这个za?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找不到和它意义完全相同的字。肖邦常常重复这个字，好像他的耳朵非常渴望听这个声音。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za?这个词很难确切地在中文里找到很恰当的同义词，我们可以将它的含义大致地理解为一种带有忧伤、悲哀意味的、对于不可挽回的失去所产生的无法慰藉的惋惜和遗憾。其实，在人类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常常感悟到的，不也正是某种惋惜和遗憾之情吗？

读书报：您阐释了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请问这种悲情内涵赋予肖邦的音乐以怎样的人文品质和艺术价值？

于润洋：肖邦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音乐潮流中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是继奥地利的舒伯特之后，与德国的舒曼、门德尔松、匈牙利的李斯特和法国的柏辽兹共同为浪漫派音乐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代人之一。但是，在他的上述同代人当中，肖邦的音乐却别具一格，甚至可视为一位“另类”。显然，在音乐审美观念和艺术气质上，肖邦不同于他的几位同代人，是一位更加倾向于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上述几位浪漫派音乐大师对他的音乐一向赞美有加，而他却几乎从未赞赏过他们的音乐，而且在音乐交往上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他对李斯特的音乐持保留态度，始终保持着某种沉默，对柏辽兹创作的风靡一时的《幻想交响曲》也从不置评。他的钢琴音乐中所具有那种超凡脱俗、充满浪漫情怀的诗的气质，是他的同时代人乃至后人难以企及的。

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的音乐观主张打破音乐与诗歌的界限，要求音乐具有丰富的情感表现，而且常常是将感伤、忧郁、惆怅的表现视为音乐艺术中最高的美。作为一位浪漫派作曲家，肖邦具有同样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但是，肖邦的社会生活境遇与体验，使他音乐中的那种忧郁、惆怅的气质和情愫摆脱了肤浅、廉价的感伤情调，不是顾影自怜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位羁旅异乡的孤独爱国者发自内心的情感表露和宣泄。可以说，正是这种具有浓厚的忧郁、惆怅色彩的“诗意”的品格和气质，使他的音乐获得了一般浪漫派作曲家难以具备的人文品质和艺术价值。这也许是为什么在欧洲的钢琴音乐史中，肖邦生前和身后虽不乏像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这样的浪漫派钢琴音乐大师，而唯独肖邦获得了“钢琴诗人”这一桂冠的原因吧。

钢琴诗人与波兰情结

读书报：肖邦痴迷于钢琴曲，一生没有写过交响乐和歌剧，音乐史上评论家对此众说纷纭，您如何理解这一点？可否请您从肖邦音乐的独创性及其与波兰民族音乐、舞蹈的联系来谈谈这一点？

于润洋：肖邦一生的创作几乎全部集中在钢琴音乐领域，这在西方音乐的历史中，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肖邦一生确实从未涉猎过交响曲和歌剧这两种音乐体裁。在浪漫派音乐兴起后，由于社会文化条件和意识形态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交响曲创作已经处于衰微的情势，这种音乐体裁对于肖邦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歌剧倒是肖邦喜爱和关注的音乐体裁，特别是在早期，年轻的肖邦对歌剧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肖邦一生却从未创作过歌剧，其原因在我看来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肖邦的艺术个性使然。他对钢琴音乐情有独钟，对于他来说，唯有钢琴音乐是他最能倾诉其内心情愫的音乐手段。他的全部艺术兴趣和精力都倾注在他最得心应手的钢琴音乐上，任何其他音乐种类都无法激起他如此的热情和创作欲望。另一方面，是他的个人性格使然。他在巴黎生活的后半生表面上很是风光，但事实上是相当孤寂的，他并不能真正融入巴黎广泛的生活圈子，通常只是活动于小范围的上流社会、特别是友人和同胞的圈子中，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封闭的。在巴黎的18年中，他举行的公开音乐会数量很少，而且常常是很勉强地迫于人们的要求而为之的。他承认自己在公众面前一直感到窘迫，很难适应。而在19世纪的巴黎，歌剧却完全是一种公众化的艺术。肖邦一生未能创作歌剧，为此，人们常常感到遗憾。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正是由于他放弃了其他音乐体裁的创作而专注于钢琴音乐的创作，才成为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钢琴音乐作曲家，为浪漫主义钢琴音乐创造了无人可以比拟的音乐奇葩。

至于你提到肖邦的音乐与波兰民间音乐舞蹈的联系问题，这委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肖邦的“波兰情结”在两个重要的音乐体裁中得到了充分表达，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玛祖卡舞曲”和“波罗乃兹舞曲”的创作中。肖邦从少年时期便接触这两种民间音乐体裁，前者是纯粹波兰农村的民间音乐，而后者在肖邦生活的华沙时期已经由贵族宫廷的伴舞音乐演变为市民阶层喜爱的音乐类型，它的曲调有的甚至变为爱国歌曲，它们成为肖邦创作玛祖卡舞曲和波罗乃兹舞曲的直接素材。从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晚年生命走到尽头的三十多年间，肖邦断断续续一直没有间断玛祖卡舞曲和波罗乃兹舞曲的创作。他的玛祖卡舞曲散发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描绘着农民纯朴的生活情景，也渗透着他对故乡的回忆和思念之情；而在波罗乃兹舞曲中，有面对民族灾难的压抑、悲愤和痛苦，有想象中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波兰战士面对强敌时的勇敢和刚毅，更有对波兰民族往昔辉煌历史的自豪和缅怀。

对我们很有启示的是，肖邦在处理民间音乐素材时，态度非常严肃、谨慎，但又不被它所束缚，而是在努力保存其特质的情况下谨慎地进行加工创造。一位肖邦研究者曾经针对肖邦玛祖卡舞曲的创作说：他有一种天分，能把野花摘下来，而不让花上的一小滴露水被抖落。

肖邦在其音乐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追求，正是波兰浪漫主义潮流中所强调的民族意识的产物。19世纪中叶的欧洲，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陆续形成，相应地陆续出现了像斯美塔那、德沃夏克这样一批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作曲家，应该说，肖邦是这股潮流的先行者，他对19世纪欧洲民族乐派的形成，是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的。

肖邦与中国

读书报：正如以色列钢琴大师阿里・瓦迪所言：“中国人与肖邦天生亲近，中国人是最热爱和最适合弹奏肖邦音乐的民族之一。”1955年傅聪在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荣获第3名，赫尔曼・黑塞称赞傅聪是“真正的肖邦”。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李云迪对肖邦音乐的诠释折服了今天的波兰观众，郎朗被波兰媒体称为“长着中国眼睛的肖邦”。请您从中西音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谈谈西方音乐对中国当代音乐的影响，以及纪念肖邦对于当下中国弘扬和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意义。

于润洋：我同意阿里・瓦迪的看法。我1960年聆听过李明强获奖的第6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特别是2000年聆听了李云迪和陈萨分别获得大奖和三等奖的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后，我有同感。我想，个中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国古代是诗歌大国，有悠久、深厚的诗歌文化，这对中国人的深层文化、艺术心理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对感悟和理解肖邦极富诗意的音乐会有微妙的作用，傅聪先生就谈到过他在这方面的体验。另一方面，除了中国钢琴家的勤奋和良好的基础音乐素质之外，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谈到，距今已越百年的1907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谈到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斯洛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时这样写道：“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鲁迅先生对19世纪中叶波兰进步文学的这种崇高评价，完全适用于这三位诗人的同时代人和友人――伟大的波兰音乐家肖邦。这位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临终前叮嘱亲人将自己的心脏运回故国的波兰人，正是一位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的爱国者。中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之所以理解和热爱肖邦，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肖邦音乐中的这种“民族情结”与近百年来同样遭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的心灵是相通的。

从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起，面对已悄然进入中国的西方音乐，古老的中国音乐面临变革，开始进入自己的转型期。百年来，在借鉴和吸取西方近现代音乐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中国音乐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充满矛盾但却富有成效的探索之路。然而在今日的西方，随着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的到来，西方音乐同其他艺术种类一起，也进入了以“先锋派”音乐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阶段。伴随而来的是对音乐的传统语言、构成、规范、审美原则的有意识的消解；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乐曲结构、旋律、和声等观念常常被无情地抛弃和颠覆。这一倾向成为西方现代音乐创作趋之若鹜的主流，甚至成为衡量音乐价值和是否跟上时代的评价标准。这股世界性的音乐潮流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中国的当代音乐创作。在我看来，中国的当代作曲家们正面临严峻的选择：是被西方的这股潮流卷着走，还是在吸收西方当代音乐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的同时，探索着走自己的路？今天当我们纪念和缅怀肖邦这位波兰音乐大师时，我们应该从他走过的艺术道路中得到一种启示：那就是在坚持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创新。他崇尚巴赫和莫扎特，但他在超越他们的同时，并没有颠覆他们，而是在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大胆地突破他们，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境界。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精神内涵上，还是在表现手段上，他的作品都充溢着自己的民族精神。诚然，肖邦的音乐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会再用肖邦音乐的语言去谱写我们的音乐，但是他的音乐创作道路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弥足珍贵的。

1955年3月，傅聪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