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与北大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方正已成为年营业额近60亿元的大型高科技企业，也成为中国最大的校办产业，累计已上交北大1．5亿元。前几年，高校中有一种说法：校办企业小了要赔，大了要跑。十年来方正领导成员和骨干中很少有脱离北大的倾向，原因在于我们懂得，北京大学是方正起家和发展的不竭源泉。

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严谨的科学作风、喜欢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和兼容并包的传统直接影响了方正的发展。

我在大学期间学到的基础知识和在北大环境中养成的严谨作风使我终身受用。1958年我毕业那年参加了北大一号（改进型）电子计算机和红旗机的研制。这两台计算机的主设计师是张世龙先生。那时他还不到30岁，是国内自己设计完整的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先驱者之一。这种敢为人先的北大精神对于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我，无疑是一种鼓舞，也激励我在毕业三年后的1961年，在国内最早走上了软、硬件相结合研究的学术道路，在1975年提出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作出了“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决策。现在方正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在北大这种精神的熏陶下，力图在一个领域内成为“龙头老大”。方正很少有门户之见，也没有什么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在方正内部得到了发扬光大。

北大的传统风格中也有一些与现代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相适应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科学技术与市场的脱节。1978—1986年期间，我们致力于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努力使激光照排科研成果商品化，当时在北大内部不少人并不理解，我们可以说是逆流而进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风格弥补了北大传统的不足之处，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德国《明镜》周刊以《这里创造未来》为题，说“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最富创造力的发明家大学”。“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像它那样把科研和市场营销、学术上的远大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很多一流大学是把“诱人的尖端技术及与其相称的利润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学校创办高技术企业也许是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一个创举，国务委员宋健1998年1月20日在《北大方正1997年工作汇报》上批示说：

北大方正，十年努力，已成为我国高技术支柱产业之一，对中国信息处理产业，别树一帜，取得了惊人成就，值得大力表扬。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中，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大院大所（如中科院）和高校是不可替代的力量。校办产业的做法，至少应该坚持20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高科技领域内，要特别注意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北大方正之所以能够吸引和稳定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才，除了从事的项目能取得领先的成果和进入国际市场，产生成就感外，经济实力是重要的因素。

1995年北大方正开始策划进入日本市场，1996年成立了全资的日本方正分公司，总经理由1989年北大无线电系的毕业生担任，现已有30多名日本员工。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资金所买不到的。

北大人才济济，但有份量的、能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与北大的人才优势很不相称，究其原因，团队精神不够和管理较弱恐怕是原因之一。1976年“北大七四八工程会战组”成立之始，我们就强调了团队精神，并努力加以实践；今天北大方正企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与团队精神的结合”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与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结合”，北大方正的几百位中层干部正在大力实践和发扬这种精神。

培育团队精神的关键是技术带头人和骨干，要使方正的事业与一批骨干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并使大家通过实践懂得：只有靠几个研究室的一大批优秀的研究开发人员的通力合作，靠研发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紧密配合，方正才能成为信息产业某一领域的龙头老大，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80年代我们主要依靠一批中年教师的奋斗和奉献，使出版系统的性能超过同类产品；80年代末以来方正的每个成功的新产品都凝聚了一批年轻的技术带头人和骨干的才华和心血，没有关键人物，就没有关键产品。对我来说，看到年轻人出彩是最高兴的事，方向错误或管理不善而浪费优秀人才的青春年华则是最痛心的事。

北大方正不久前被国家批准为六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之林，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公司。今后除了要吸引、培养和造就一批年轻的技术带头人和骨干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有技术背景的管理能人。

在世纪之交我们迎来了百年校庆，在祝贺北大过去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不足，只有不断变革、开拓进取，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