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哲学的特征及其未来走向

二十世纪的生活有多么丰富，它的哲学思想也就有多么丰富。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哲学时，可能发现，它在外观上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表现之一是多元的思想发展动力取代了单一的思想发展线索。我们发现，传统哲学演化的思想线索常常是单一的。如英国经验论哲学可以沿着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的思想发展线索进行探究；德国古典哲学可以沿着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发展线索进行探究等等。但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思想动力完全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如果我们撇开二十世纪的生活背景不说，单是主要思想动力就有以下几个：马克思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由弗雷格和罗素肇始的分析哲学、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孔德的实证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等等。这不光使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展现为丰富多采的哲学流派，甚至同一个哲学家也受到多重思想的影响。表现之二是在学理上分解为兴趣迥然各异的哲学思潮。如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就其较核心的部分而言，是由以下三大思潮组成的：一是以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为主线的当代知识论哲学，二是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诠释学为主线的欧陆人本主义哲学，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流派的结合为主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和文化中蕴含的现实问题，以“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旗帜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孜孜不倦地加以考察的则是像“奶酪放在桌子上”、“我的扫帚在屋角里”这样的表述是否在哲学上是正当的；至于存在主义者，如海德格尔虽然对“存在的意义”作了深入的分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度又是纳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这些迥然各异的哲学兴趣显示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在内容上的巨大的振幅。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哲学就像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不同的语言。表现之三是同一思想与诸多不同的哲学流派逐一结合，形成了新的派别。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既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又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第二，此消彼长，演化迅速。表现之一是：一种哲学思潮流行不长时间就被另一种哲学思潮迅速取代。本世纪法国哲学的迅速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40年代，法国风行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则是结构主义哲学，从60年代末起，又开始流行后结构主义。表现之二是：同一种哲学思潮由于不断与新观念碰撞，从而经常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本世纪中国哲学中，当代新儒学的演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30—40年代，当代新儒学的第一代学人梁漱溟、熊十力等力图把儒学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在50—60年代，当代新儒学的第二代学人牟宗三等，力图把儒学与康德哲学贯通起来，在70—80年代，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学人杜维明等，则强调儒学与存在主义哲学、诠释学、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对话。由此而形成了三代学人在发挥儒家学说上的不同倾向。表现之三是：一种学说产生后，后人发挥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解，很快又形成一种新的学说。如胡塞尔在本世纪初创立了现象学，他的学生海德格尔随即运用现象学方法在20年代创立了存在主义哲学。以后，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又从他老师的“此在诠释学”得到启发，在60年代创立了哲学诠释学。

第三，融会贯通，取长补短。表现之一是欧洲哲学内部的交融。试以德国、奥地利哲学对法国哲学的渗透为例。拉康哲学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主义，阿尔都塞哲学被称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被称为法国的尼采主义，德里达哲学被称为法国的海德格主义等等。表现之二是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交融。在传统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人们通常认为，英美哲学注重经验，大陆哲学注重理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甚至“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在二十世纪哲学的演化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日见频繁。比如，本世纪初，在英美就产生了以布拉德雷、罗伊斯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期间移居美国，对美国的哲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当代思想家乔姆斯基、罗尔斯就受到康德哲学很大的启发。反之，英美的分析哲学为大陆的维也纳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美国的实用主义对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表现之三是西方哲学思潮与发展中国家哲学思想的融合。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熊十力等无一不接受了西方哲学中的一种或数种学说，然后与自己信奉的中国本位哲学融合，提出了新的哲学见解。

如果深入地加以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二十世纪哲学在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上，也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从近代哲学对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的重视转向当代哲学对本体论研究的重视。众所周知，在近代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笛卡尔、休谟、康德等哲学家那里，思考的中心始终是认识的前提、起源、能力、方法和界限等问题。近代哲学家大多不重视本体论问题，或者对传统的本体论思想采取非批判的、自然认同的态度，或者干脆把本体论问题弃置在一边，不加理会。而当代哲学家则把其主要注意力转向本体论研究，从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学说。如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古尔德的“社会本体论”、哈特曼的“层次性本体论”、英伽登的“艺术本体论”、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学说等等。对本体论研究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对重建思想基础的重视。近代哲学思想经过上个世纪的重要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等人的冲击，其基础已经动摇，本世纪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的问题也亟需哲学家们从新的思想基础出发进行解释。正是这些情况造成了本体论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的复兴。

第二，从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转向当代哲学对一元性的哲学起点的探寻。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这种理论既使哲学显得支离破碎，无法统一在严密的体系之中，也使一些“心”“物”交融的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仿佛哲学家们在私下里签订了秘密协定似的，这种二元论在当代哲学中突然受到了普遍的挑战。当代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如胡塞尔的“现象”概念、柏格森的“生命”概念、詹姆士的“经验”概念、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怀特海的“过程”概念等等，它们都旨在扬弃这种二元论，为建立一以贯之的、严密的哲学体系提供新的出发点。这种对一元性哲学起点的寻求，即对哲学的阿基米德点的寻求，大大地深化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主题。

第三，从近代哲学对意识的倚重转向当代哲学对语言和符号的重视。近代哲学在探讨意识现象时，总是习惯于把人的意识活动与语言表达分离开来，没有深入探究语言、符号在哲学思考中的基础性的作用。如培根提出的“四假相说”虽然注意到了语言的某些重要的特征，但他的论述并未引起同时代的或以后的哲学家们的充分重视。与近代哲学不同，当代哲学则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语言和符号上，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显示出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在哲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英美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们把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误用，一旦语言的误用被纠正了，哲学上的许多假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晚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词的意义是在语言游戏的上下文中被确定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揭示出语言功能的新的维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则展示出语言的结构特征。大陆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是存在的寓所；哈贝马斯从交往理论出发，对语用学作出了新的研究；福柯把尼采的权力理论与话语联系起来；德里达则以其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批判并超越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理论。所有这些都大大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视域，把哲学思考的深度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上。

在考察了二十世纪哲学在外观上和内在思想发展逻辑上的基本特征以后，现在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一下它在世纪之交的新的发展趋向。我们认为，二十世纪哲学是富于活力的，涉及面也是很宽的，在其发展中必然会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以下三种可能性是具有优先权的。

第一，康德比较重视的“实践理性”哲学，即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将上升为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发展趋向在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中已见端倪。罗尔斯、麦金太尔、诺齐克、桑德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著作之所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反响，正是这种趋向使然。因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是启蒙时代以来的“实践理性”的规范所无法解决的。这就必然使批评启蒙时代的思想、建立“实践理性”的当代规范成为世纪末的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时尚。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也必然趋热，因为无论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从文化的建设来看，都需要从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中汲取合理的东西。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将上升为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的焦点。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安乐死、试管婴儿、无性繁殖、信息处理、可持续发展等，都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取向，它们都将进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毋庸讳言，这方面的研究也必然会引起哲学家们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的新的思考及对“终极关怀”问题的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