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 先行一步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2264亿元，增长10．1％，其中国有工业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1－7月总产值的综合增速同比为16．4％，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当月增速同比也达到14．5％，非国有企业的当月同比增速超过25％，接近1992、1993年的速度。浙江经济蒸蒸日上，呈现“生猛”的态势，这连一些经济学家也感到意外。前不久，国务院领导在浙江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后很是赞赏，认为“浙江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浙江的经验值得总结”；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应研究浙江的经济现象，研究浙江经济为何发展得这么快。

浙江的特色是什么？近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一个临湖会议室里，浙江省省长柴松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浙江是地域小省——全国除台湾、宁夏、海南外面积最小；资源小省——缺煤，缺油，少电，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浙江地处东海前哨，到1978年，国家累计在浙江投资仅77亿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域小省变成市场大省：全省市场4600多个，年成交额3200多亿元；资源小省成了经济大省，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第四位，浙江已雄居中国经济大省之列。

“没有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就不可能有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柴松岳说。

柴松岳说的“共同发展”所形成的所有制结构是：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三资”的比重是11．5％、40．3％、42．5％、5．7％。

综观浙江近年经济发展的态势，非公有制经济逐年上升，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互相排斥的吗？柴松岳认为不是这样。他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总体经济实力，而且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两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相得益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是为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改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在许多竞争性领域替代了国有经济，使更多的国有资本集中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近20年中，此类投资累计达到1700亿元，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40多倍。二是为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提供了模式。股份制和温州、台州首创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已被全省75％的国有企业采用。三是为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下岗职工安置提供了回旋余地，1997年全省重新安置就业的8．8万下岗职工中，个体私营企业就安置了4万人。四是为政府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提供了财力保证。1980年，全省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经济的收入占75．2％；而1998年，非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3％。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去扶持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1998年，全省各级财政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贴息就达8亿元。

实践证明，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实行“四轮驱动”的所有制结构适应了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浙江经济保持了较强的活力。1980年浙江省的GDP180亿元，财政收入30．8亿元，到1998年，GDP已达到4987亿元，财政收入401亿元。浙江省的综合经济实力已从改革开放前的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

浙江是个体经济大省，国有经济小省。人们一直这样认为。

可是柴松岳的一番比较却令人吃惊：原来浙江的国有经济也很发达。虽然浙江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太大，总量却不小。许多人都认为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被挤垮了”，事实并非如此。20年中，浙江国有工业总资产增长了27倍，目前在全国居13位；净资产居第12位；利税总额居全国第8位；净利润居全国第7位。

从来没有人对浙江的国有经济作这样的比较，这一比比出了浙江省国有经济的地位。事实证明，浙江的国有经济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发展更快，活力更强。全省国有企业正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把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更强了：电，闸刀就控制在政府手里；路、通讯也都控制在政府手里。

浙江率先推行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促进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经济模式是成功的，国务院领导肯定地说：“浙江国有企业比重不太大，但控制力比较强。”

看私营经济到浙江；看利用外资到广东；看乡镇企业到江苏。这几乎人所共知。

然而情况正在起变化。据农业部统计，1998年浙江省乡镇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之首。浙江省前省长沈祖伦得知这一信息后兴奋异常，他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80年代初，浙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国有经济薄弱的东海前哨，乡镇企业率先得到发展，很快壮大成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可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面临体制和机制上的缺陷。

浙江省委、省政府看到了这一弊端，于1993年在全国率先开始大规模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机制转换措施曾引起一些人的疑虑，加上在改制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于是就有人批评改制导致集体资产流失。浙江省委省政府没有因此后退，而是完善改制办法，积极推进改制工作，使全省92％的乡镇企业实现股份合作、拍卖和资产租赁等多种形式的改制，从而激活了乡镇企业。萧山市2900多家乡镇企业转制后经济效益连续3年实现历史最好水平；绍兴市的转制盘活了20多亿元存量资产。

1998年，浙江乡镇企业总产值、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税收等7项经济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正因为浙江的乡镇企业改制工作先行一步，激活了机制，争得了机遇，使浙江乡镇企业再度焕发出活力。

1998年前后，几个大省纷纷出台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优惠政策。显然，这些省终于“醒悟”了。

在浙江，这种“醒悟”起码早了10多年。正是这先发的醒悟使浙江个体私营经济从拾遗补缺发展壮大成为半壁江山。

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浙江的领导是承担了风险的。很长时间中，一些人一提个体私营经济就认为是假冒伪劣。的确，个体私营企业曾一度出现过假冒伪劣产品，对资本原始积累初期出现的这一现象怎么看，怎么对待？浙江省没有因此而把个体私营经济一棍子打死。乐清市柳市镇的假冒电器曾震动全国，1990年国务院6部委联合下文，并派工作组，决定予以处理。浙江省委省政府从实际出发，提出实行“打击、堵截、疏导、扶持”的方针。在国务院工作组的支持下，经过整顿，200多家电器生产厂保留了20多家，政府扶持让这些好的个体私营企业按国家标准进行正规生产。而今柳市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市场，1998年外贸出口8．5亿元，镇财政收入就达到2．2亿元，德力西、正泰等一批个体私营大企业的崛起正得益于那次整顿。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曾被国外新闻媒体称为“东南亚最大的废品市场”，在一次次打假中，各有关部门没有把这个市场打死，而是既打假又扶持，使这个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集贸市场。此外，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永康的小五金市场，仙居的密封圈市场，瑞安的商标，温岭的鼓风机，都曾存在假冒问题，也都是在清理整顿中逐渐发展壮大的。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浙江的外贸也受到很大冲击。浙江的对策是：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支持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外贸。为此，省政府领导派一位副秘书长带队对个体私营企业进行调查，扫清阻碍发展的障碍；派出另一位副秘书长带队调查外贸，为个体私营企业争取外贸出口权，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8年初，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通知》作出了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15条新措施。同时，关于国有外贸企业要进行改制、个体私营外贸企业要大力发展的8条规定也出台了。这两个文件的出台促进了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保证了外贸的增长。1998年个体私营经济的总产值比1997年增长24．7％。在全国外贸普遍滑坡的情况下，浙江省的外贸仍保持7％的增长。

目前，个体私营经济已在浙江所有制结构中占42．5％，工业总产值已达4800亿元，1980－1998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0％，国内生产总值从1％提高到27．9％，这是一个奇迹。正如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所说：“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位于全国前列，个体私营经济功不可没。”